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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60年前「布列敦森林體系」採用凱因斯的提案,會更適合2008年後的多極世界嗎?

2016/05/15 , 評論
Project Syndicate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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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anis Varoufakis(希臘前財政部長,現任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

2008年金融崩盤要求全球金融體系降低貿易失衡、遏制投機性資本流、防止系統性傳染。當然,這正是最初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目標。但這一體系如今無法生存,也不值得追求。那麼,可能的替代方案是怎樣的?

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會議上,兩個人和他們的觀點發生了碰撞: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代表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代表衰落的大英帝國的凱因斯(John Keynes)。懷特提出的機制基於戰後美國的貿易盈餘,美國用這一盈餘讓歐洲和日本美元化,作為交換,歐洲和日本默認美國貨幣政策的完全自由裁量權。毫不奇怪,這一機制取得了勝利。新的戰後體系奠定了資本主義全盛時代的基礎——直到美國失去了盈餘、懷特的安排崩潰。

在過去10年,有一個直觀的問題被反覆提及:凱因斯被否定的計劃會更適合2008年後的多極世界嗎?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09年初提出了這一問,痛惜布列敦森林體系沒有採取凱因斯的方案。兩年後,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 Kahn)被問及如何看待IMF在2008年後的角色。他回答說:「凱因斯在60年前就預見到我們需要什麼,但他太早了一點。現在是時候了。並且我認為我們已經準備好這樣做了!」

但是不出幾週卡恩便失勢,甚至沒有來得及解釋「這樣」是什麼。但要大體明白「這樣」到底是什麼,並不太困難。

首先,新體系將反映凱因斯的觀點:資本主義具有讓盈餘和赤字經濟體對立的內在傾向,這破壞了全球穩定。盈餘和赤字在上升期增加,而下降期的調整的負擔嚴重向債務人傾斜,這導致在所有地區需求都受到抑制之前,赤字地區便出現根深蒂固的債務通縮過程。

為了遏制這一趨勢,凱因斯提出用調整的壓力在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對稱分擔的體系取代「調整過程對債務人來說是義務,對債權人來說是志願」的體系。

凱因斯的方案是一個由所有主要經濟體支持的國際清算聯盟(ICU)。各成員國將保持自己的貨幣和央行,同時同意以共同記賬單位來為所有支付項計價,凱恩斯將這一記帳單位成為「班科」(bancor),並通過ICU來清算所有國際支付。

一開始,每個成員國在ICU的儲備帳戶將被授予一筆班科信用,規模與該成員國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相符。然後,各成員國可以獲得按淨出口規模配比的額外班科信用。成立後,ICU將對稱地向持續盈餘和赤字課稅,以此消除不平衡的資本流、波動性、全球總需求不足和不均勻地分佈在世界各地的不必要的失業之間的負反饋機制。

凱因斯的方案並非沒有問題。它設想匯率固定,而這要求為長期赤字國提供有限的透支便利,並會導致財政部長間關於重定匯率和利率的持續討價還價。而僵化的金融控制將導致官僚獲得過大的資本轉移自由裁量權,這將是一個致命缺陷。

但沒有理由表明ICU不能兼容可變匯率,和能讓政客和官僚的自由裁量權力最小化的簡單自動規則,同時保留凱因斯控制全球失衡初衷的好處。

一個新的ICU,或NICU,將與凱因斯所設想的相同。但是,它用共同數字貨幣——如宇宙幣(Kosmos)——代替抽象的班科。宇宙幣將由IMF發行和監管。IMF將以透明的數字分布式總帳和以預先確定的方式根據世界貿易量調整總供給的算法來管理宇宙幣,從而實現能在總體減速時刺激全球供給的自動反週期功能。

外匯市場將和現在一樣運行,宇宙幣和各種貨幣之間的匯率將以目前IMF的特別提款權兌美元、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匯率一樣的方式波動。當然,區別在於,在NICU下,成員國彼此之間的所有支付往來都將通過其央行的NICU宇宙幣賬戶進行。

要充分利用該機制遏制失衡的潛力,需要引入兩種起穩定作用的轉移支付機制。首先,每年向每個央行的宇宙幣帳戶徵收貿易失衡稅,規模由一國經常項目赤字或盈餘規模決定,這筆稅收將注入一個共同的NICU基金中。其次,如果出現一國資本流出激增的情況,該國私人金融機構向該NICU根據流出規模繳納費用,就像Uber在交通高峰時段增加用車費用一樣。

貿易失衡稅旨在刺激盈餘國政府刺激國內支出和投資,同時系統性地降低赤字國的國際支出能力。外匯市場將考慮這些因素,更快地調整匯率以響應經常項目失衡,消除大部分在今天支撐長期失衡貿易的資本流。類似地,「激增」費用將自動懲罰投機性跟風資本流入或流出,而不會增加官僚的自由裁量權力或引入僵化的資本管制。

一夜之間,世界將在不需要實收資本的情況下,獲得一個全球主權財富基金。這將讓低碳能源體系轉型獲得全球規模的融資,並且融資方式能通過投資致力於綠色能源和可持續技術的研發來穩定全球經濟。

凱因斯領先於他的時代:他的方案需要20世紀40年代不存在的數字技術和外匯市場。但今天我們已經擁有了這些條件,並且還擁有國際清算體系的製度經驗。我們也急切地需要凱因斯式布列敦森林體系能夠自動建立的全球綠色轉型基金。而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政治過程——實際上是一位小羅斯福——召集各行動方並推動變革。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 想像一個新布雷頓森林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林佳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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