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seph S. Nye（哈佛大學教授，其著作有美國世紀是否已經結束？）

1973年，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對越南和中國一段時間的全神貫注後，卻宣布了「歐洲年」的決策。最近，在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宣布美國戰略「軸轉」（pivot），或再平衡轉向亞洲後，許多歐洲人擔心為美國所忽略。現在，由於正在上演的難民危機、俄羅斯佔領東烏克蘭並非法吞併克里米亞、以及英國威脅退出歐盟，美國外交在2016年或許有必要再次做出「歐洲年」的決策。

無論喊什麼口號，歐洲都仍具備相當的實力，並對美國的切身利益至關重要。儘管美國經濟比德國大四倍，但由28個成員國組成的歐盟經濟體量與美國對等，其5.1億的人口規模則要比美國的3.2億多得多。

誠然，美國的人均收入較高，但就人力資本、技術和出口領域而言，歐盟完全當得起美國的經濟對手。2010年危機爆發（即希臘和其他國家的財政問題引發金融市場焦慮）前，有些經濟學家紛紛猜測歐元很可能迅速取代美元而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

就軍事資源而言，歐洲花在國防領域的開支還不到美國的一半，但服役人數卻比美國更多。英法兩國擁有核武器及在非洲和中東實施海外干預的有限能力。兩者同是打擊「伊斯蘭國」空襲戰爭中活躍的合作夥伴。

就軟實力而言，歐洲感染力其實早已有之，而歐洲人一直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波特蘭集團（Portland Group）近期一項研究表明，歐洲在排名前20位的國家中佔了14席之多。歐洲團結在統一制度下的認知對歐盟鄰國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儘管這種吸引力在金融危機後有所減弱。

評估歐洲實力源泉的關鍵問題是歐盟能否保持足夠的凝聚力，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發出統一的聲音，抑或仍然是由成員國不同的民族身份、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所定義的有限的機構。

答案因事而異。比方說在貿易問題上，歐洲與美國完全對等，並且能夠對美國力量進行製衡。歐洲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作用僅次於美國（儘管金融危機削弱了對歐元的信心）。

在反壟斷問題上，歐洲市場的規模和吸引力意味著想要尋求合併的美國企業，一定要獲得歐盟委員會及美國司法部的雙重批准。在網路世界，一個美國和其他跨國公司不能忽視的事實是歐盟正在製定隱私保護的全球標準。

但歐洲統一面臨著很大的局限性。民族身份仍然壓制著統一的歐洲身份。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已經將歐盟機構納入了他們仇外的對象。

歐盟內部的法律融合不斷加強，但外交和防務政策融合仍停留在很低限度。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已經承諾削減歐盟機構的權力，並將其與歐盟領導人的談判結果於2017年底前付諸公投。如果英國最終投反對票並退出歐盟，這將對歐洲士氣造成嚴重的影響——美國已明確表態要避免這樣的結果，雖然它對阻止上述結果的發生束手無策。

從長遠看，由於出生率低且不願接受大規模移民，歐洲所面臨的人口問題非常嚴重。1900年，歐洲人口佔世界的四分之一。但到本世紀中葉，歐洲人口占比可能下降到6％——而且幾乎三分之一的人達到65歲以上。

儘管有著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卓越領導，儘管目前的移民潮可能解決歐洲長期的人口問題，但它正在對歐盟團結構成威脅。多數歐洲國家都產生了強烈的政治反彈，原因是移民流入速度過快（僅去年一年移民人數就超過百萬）和許多新移民的穆斯林背景。這同樣關係到美國重要的外交利益，但美國所能採取的措施卻非常有限。

歐洲成為美國長期威脅的機率很低，而且軍費開支低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歐洲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場，但卻缺乏統一性。歐洲文化產業十分​​發達，但就高等教育而言，有27家歐洲大學躋身全球百強行列，而美國則高達52家。如果歐洲克服其內部​​分歧試圖成為美國的全球挑戰者，上述資產或許可以部分平衡美國的力量，但卻不足以和美國平起平坐。

對美國外交官而言，危險不在於歐洲變得過於強大，而在於它變得過於弱小。如果歐洲和美國保持同盟，兩者的資源可以相輔相成發揮作用。

雖然不可避免的摩擦導致擬議中「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談判放緩，但經濟分離的可能性不大，而歐巴馬將於四月前往歐洲推進TTIP。美歐的雙向直投高於亞洲，有助於雙方的經濟融合。而且雖然美國人和歐洲人幾個世紀來一直互相攻擊，但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他們的民主和人權價值觀是共同的。

美國和歐洲都不會威脅對方的關鍵或重要利益。但2016年歐洲的削弱可能會對雙方利益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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