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anis Varoufakis（希臘前財政部長，現為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

投資銀行的霍格爾．施米丁（Holger Schmieding）在其2015年年終總結中警告客戶，現在應該擔心政治風險。他拿出下面的圖表來說明問題：該圖標顯示希臘商業信心在2015年春天崩潰，直到我從財政部長任上辭職後才開始反彈。施米丁將這稱為「瓦魯法基斯效應」（Varoufakis Effect）。

毫無疑問，投資者應該擔心當下的政治風險—— 而且是非常擔心才對，包括政客和官僚給經濟造成巨大傷害的能力。但他們還應該擔心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區分因果關係和相關性，或者資不抵債和流動性不足的分析師。換句話說，他們應該擔心施米丁這樣的人。

希臘商業信心確實在我擔任財政部長後幾個月發生了崩潰。並且在我辭職後一個月，它就反彈了。相關性顯而易見。但其中存在因果關係嗎？

考慮以下例子。2001年9月（在紐約和華盛頓發生恐怖襲擊後）商業信心有所下降，當時美國財政部長是保羅．歐尼爾（Paul O’Neill）。施米丁會因此拿出一張圖表來證明這一下降是「歐尼爾效應」嗎？當然不會：商業信心的下降與歐尼爾​​毫無關係，完全是因為對全球安全的恐慌造成的。與歐尼爾任職的相關性完全不重要。

類似地，在希臘的例子中，商業信心的崩潰就發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但原因是我國債權人，即所謂的「三駕馬車」（Troika）（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IMF）明確表示它們將關掉我國銀行系統，以迫使我國政府接受新的「延期大吉」（extend-and-pretend）貸款協議。

在做出這些威脅前，希臘的商業信心其實是上升的。事實上，在我向倫敦金融城投資界展示我的改革和財政方案後的那一天，希臘股市大幅反彈。（事實上，在我擔任財政部長期間，實質GDP增長要快於2014年後兩個季度，也就是施米丁定義為信心增加的時期。）

那麼，是什麼導致我的任期中商業信心的大幅下跌？是我的政策方案 ——由我與傑夫．薩克斯（Jeff Sachs）聯合執筆〈英國前保守黨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哈佛大學的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德州大學的詹姆斯．加爾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等人亦有貢獻〉——造成的嗎？還是三駕馬車明確的銀行關門威脅造成的？（在我們敢於在去年7月讓全民公投決定我國債權人的最後通牒時真的實施了。）換句話說，這是「瓦魯法基斯效應」還是「三駕馬車效應」？

要以有助於投資者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分析師必須至少研究一下觀察到的相關性是否指向因果關係。讀一讀我們的政策方案，並將之與三駕馬車的計劃相比較會有所助益。不幸的是，這需要艱苦的工作，一些分析師不願意去做。

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與三駕馬車對著幹—我國2015年1月選舉的中心話題—是否正確，或者我國是否應該在債權人的「希臘計劃」上簽字。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抵制三駕馬車的計劃。

原因很簡單：希臘在2010年初已經破產。從2010年5月開始，這一破產狀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大吉」貸款所解決，這些貸款的條件是我國保證降低國民收入、投資和信用。一個償債能力的問題因為一直被裝作僅僅是流動性問題而愈演愈烈。

希臘經濟在2014年底有所好轉了嗎？當然沒有。名義GDP從未停止下跌，公共和私人債務越來越不可持續，投資和信用一直萎靡不振。如果不進行債務重組，降低初級預算盈餘（扣除債務償付）目標，成立「壞銀行」處理不良貸款，拿出全面改革日程解決最糟糕的尋租問題，希臘必將陷入持久蕭條。

可惜，三駕馬車出於政治動機否定了我國的政策方案，對它們絲毫不感興趣。一次又一次，它們所要的只是投降。

平心而論，我們本可以更好地處理這一衝突。但對一名分析師來說，譴責這一金融暴力的受害者不僅道德不正確，對其客戶來說也是非常糟糕的服務（比如，其客戶可能因此錯誤地認為希臘的情況正在因為瓦魯法基斯被迫下台而好轉）。

謝天謝地，勤勉的分析師還是有的，比如，穆罕默德．艾利安（Mohamed El-Erian）就是明智的投資者可以信賴的對象。這些分析師的結論很明確：2015年希臘衰退是拜「三駕馬車效應」所賜。

是的，歐洲的政治風險顯而易見。但它源自三駕馬車不願改革自身、反思失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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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