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 Bradford DeLong（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直到最近，人類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確保有足夠多的食物。從農業雛形直到工業時代，人們都處於營養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嚴重和有害的營養醫學壓力狀態。

大約在250年前，喬治王時期的英格蘭是有史以來最富裕的社會，但食品短缺仍然困擾著很大一部分人口。被皇家海洋協會（Marine Society）派去船上為官員服務的青少年要比上流人士的孩子矮15公分。在經歷了一百年的經濟增長後，美國勞工階級仍要把40%的收入用於增加卡路里。

如今，食品短缺已不再是個問題，至少在高收入國家是如此。在美國，大約1％的勞動力就能生產足夠多的食品，為全國人口提供足夠的卡路里和必要營養素，而運輸和分配這些食品則需要另外1％的勞動力即可。當然，這並不是食品行業的全部。但其餘致力於將食品送到我們口中的14％的勞動力的工作，是讓我們吃得更美味或更方便——這與其說是必需品，不如說是娛樂或藝術。

如今，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豐裕。事實上，就致力於我們飲食的工人而言，不妨加上另外4％的勞動力，他們是護士、藥劑師和教育者，幫助我們解決因消費過多卡路里或錯誤的營養素所造成的問題。

20多年前，時任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指出，美國GDP增長不再主要由試圖獲得更多東西的消費者驅動。繁榮的中產階級對於溝通、尋找信息和試圖獲得正確的東西，實現想要的生活的興趣要大得多。

當然，世界其他地區仍然面臨稀缺問題；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難以獲得足夠的食物。也沒人能夠擔保這些問題自我解決。不能忘記，150多年前，馬克思（Karl Marx）和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都認為，印度不出三代人就能趕上英國的經濟。

值得擔憂的問題多得是：核武器的破壞力、愚蠢固執的政治、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巨大的潛在社會破壞。但經濟學家—事實上，是人類—的首要關注點是找到辦法刺激平等的經濟增長。

但第二重要的任務—發展經濟理論指導豐裕時代的社會—也同樣複雜。一些可能出現的問題已經顯而易見。如今，許多人從工作中獲得自尊。隨著勞動力在經濟中的重要性降低，特別是工作年齡人口在勞動力中比例的降低，與社會包容相關的問題必然會更加長期、更加尖銳。

這一趨勢的後果可能遠遠不止於個人或心理，而是造就——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羅勃席勒（Robert Shiller）的話說——輕易就上鉤的愚民。換句話說，他們會淪為並不把他們的福祉作為優先的人的目標——比如馬多夫（Bernie Madoff）這樣的騙子、麥當勞或煙草公司這樣的公司利益集團、占星大師、經營剝削式彩票（exploitative lotteries）的囊中羞澀的政府等。

這些問題需要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發軔的截然不同的經濟學。核心挑戰不是在可能的情況下保護天賦自由和構建機構在其他地區仿照其效果，而是幫助人們保護自己不受操縱。

誠然，經濟學家是否具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比較優勢尚不清楚。但是，至少從現在看，阿克洛夫、席勒、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和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等行為經濟學家正處於領先地位。無論如何，只需要一瞥標題你就能理解，這一問題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經濟時代的決定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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