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 Bradford DeLong（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評估美國經濟在過去40年的進步，結果幾乎不可能令你滿意。從普通美國人的角度看，這個國家近三分之一的生產潛力浪費在完全沒有增加真實財富，或被2008年金融危機毀掉的東西上。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醫療管理支出增加了大約GDP的4％，過度醫療支出增加了大約GDP的2％。加拿大、英國和法國等國家並沒有步這一後塵，但在保證國民健康方面，它們與美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此同時，在這段時間內，美國的支出方向從教育、公共基礎設施和製造業轉向為富人提供激勵——大多是以減稅的形式。與支出模式遵循歷史趨勢的情景相比，美國花在讓富人更容易積累財富上的錢比以前多10％，但將實體和人力資本方面的公共支出削減了GDP的近4％。

比如，40年前，美國將其大約4％的GDP花在了金融上。如今，這一比例增加了一倍，結果是災難性的。儘管財閥大言不慚地認為金融公司主管和其他CEO們薪酬日益膨脹理所應當，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在經營公司或配置資本方面比從前更有效率。相反，經濟持續掙扎的大部分責任倒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加在美國規模不斷膨脹、功能不斷失調的金融部門頭上。

投資的重新配置常常是提振增長措施的結果。但是，不管你怎樣扭曲基線或在基準上做文章，顯然提振增長失敗了。事實上，對於負責決定美國經濟進步的公共機構，過去40年的決策是不折不扣的巨大失敗。

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直到1980年前後，這些機構顯然都是世界級的。200多年來，美國政府在擴大機會和培養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從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堅持推進工業和金融，到橫跨東西海岸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教育的引入，美國政府的投資收到了極大的成效。

事實上，美國政府多次將美國經濟帶向人們心目中的未來產業，帶來經濟擴張和更大更富裕的中產階級，直到相對較晚近的時候，情況才開始出現問題。過去40年中的政策沒有帶來更加富裕的社會，只是造就了更加富裕的菁英。

毫不奇怪，左翼和右翼意識形態對於「是什麼出了問題」意見不一。左翼相當可信地批判了自由市場永遠正確、決不能對它加以限制、其所獎勵的永遠受之無愧的思想。右翼不那麼可信地將美國的衰落歸因於美國（相對粗糙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存在和擴張。他們認為，醫療保險（Medicare）、醫療補助（Medicaid）、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低收入家庭所得稅減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失業保險和殘疾保險等計劃，讓美國成為一個坐享其成而不是努力奮鬥的國家。

在新書《實在經濟學：經濟增長和政策的漢密爾頓方法》（Concrete Economics: The Hamilton Approac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cy）中，我和我的合著者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證明了這一問題甚至更加基本。美國經濟表現拙劣不是拜某種意識形態所賜，而是因為讓意識形態左右了公共政策。

意識形態的真實世界目的不是提供理解，而是向其信徒提供一種面對複雜世界時的確定性。意識形態的成功不是因為給出有用的政策，而是因為讓人們感覺舒服、幸福、篤定。

科恩和我指出，對於意識形態方法，有​​一種更好的替代方案：務實主義（Pragmatism）。不要尋找壓倒一切的規則或宏大的理論，而是要尋找可能起作用的東西——並據此制定政策。

我們用美國最根據現實調整政策藥方的開國元勳的姓氏命名這一方法。但在美國歷史上，很多巨擘都採取過這一決策方法；艾森豪、老羅斯福、小羅斯福、林肯等美國總統都將務實主義置於意識形態之前。

作為對流行文化的貢獻，《實在經濟學》顯然不及嘻哈音樂劇《漢密爾頓》流行。但對於志在扭轉美國經濟的決策者而言，我們希望本書在應對美國所面臨的挑戰方面提供了急需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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