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經濟學原則：沉悶科學的是非曲直》）

也許淹沒許多先進民主國家的政治民粹主義回潮，費時如此之久才最令人驚奇。預測主流政治學家不願對我們所處超全球化時代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現實進行補救，將創造政治空間使以蠱惑人心的政客有用武之地，即便在20年前也並非難事。當時，採取上述方法的是羅斯佩羅（Henry Ross Perot）和布坎南（Pat Buchanan）；而今天則是川普（Donald Trump）、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及其它各色人士。

歷史從來不會完全重演，但它的教訓仍然再重要不過。我們應當回顧人類第一個全球化時代，它曾在一次大戰前數十年達到高峰，但最終卻造成了甚至更為嚴重的政治衝擊。

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弗里登（ Jeffry Frieden）很好地總結了歷史證據。弗里登認為在金本位鼎盛時期，主流政界人士不得不因為優先考慮國際經濟關係而淡化民族認同感和社會改革措施。上述對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表現為兩種致命形式：一是社會黨及共產黨人選擇社會改革、二是法西斯份子渲染民族情緒。這兩種方式都導致遠離全球化、實行經濟封閉（甚至更為糟糕的政策）。

今天這次反彈所造成的結果很可能不會如此不可收拾。儘管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經濟衰退的紊亂和歐元危機與大蕭條時期相比還有不少差距。先進民主國家已經以失業保險、退休金和家庭福利等形式成功地建立，並（在遭遇困難時）維持了全方位的社會安全體系。

世界經濟現在擁有能發揮作用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些機構在二戰之前都尚未建立。還有最後但同樣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極端政治運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信譽掃地。

但超全球化經濟和社會凝聚力之間的矛盾切實存在，主流政治菁英對此視而不見的確是危險之舉。就像我在1997年著作《全球化是否已經走得太遠？》中所提出的那樣，商品、服務和資本市場的國際化在有能力抓住機遇的全球化、職業化、高技能群體和其餘社會群體之間造成了某種分裂。

上述進程導致兩種類型的政治分裂進一步加劇：那就是圍繞國家、民族或宗教因素的分裂、以及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民粹主義分子從這樣或那樣的分裂中攫取吸引力。川普等右翼民粹人士鍾情於身份政治，而桑德斯（Bernard Sanders）等左翼民粹人士則強調貧富差距。

無論哪種情況，都可以將憤怒明確指向「其他」群體。你只能勉強度日？是中國人一直在偷走你的就業機會。對犯罪不滿？是墨西哥人和其他移民把幫派戰爭帶進這個國家。恐怖主義？那當然是穆斯林的責任。政治腐敗？在大銀行為政治體制出資的情況下你還有什麼選擇？和主流政治菁英不同，民粹主義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大規模弊病的元兇所在。

當然，在任政治家因為長期以來一直掌舵而威望受損，但其具有無奈和無助意味的核心觀點也讓他們的主動性日漸喪失。

這種說法將工資停滯和不平等上升歸咎於我們無法控制的技術力量。在它看來全球化及其相關規則是不可避免的。它所提出的教育及技能投資等補救措施不太可能立即產生效果，充其量也將在若干年後才會有所助益。

事實上，各國政府過去明確作出的決策塑造了今天的世界經濟。他們選擇不止步於關貿總協定（GATT），而是建立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具攻擊性的世界貿易組織。同樣，人們還要選擇是否批准未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關係（TTIP）等大型貿易協議。

各國政府為實現跨境資本全自由流通選擇放鬆金融管制，就像他們在面對大規模全球金融危機時選擇讓上述政策基本維持下去。而且，正如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在其論述不平等的權威著作中提醒我們的那樣，就連技術變革也不能對政府機構免疫：決策者可以有多種方式影響技術變革的方向，確保它能減少不平等、提升就業率。

民粹主義分子的吸引力，在於他們為被社會排斥的人提供了表達憤怒的方式。他們講述一個偉大的故事，但卻提供誤導性、並且往往是非常危險的具體措施。除非主流政治學家也能拿出充滿希望的嚴肅的解決方式，否則他們不可能奪回失去的影響力。他們不能繼續藏在技術或全球化勢不可擋的藉口背後，而且他們必須願意大膽地大規模改革國內和全球經濟的營運方式。

如果說全球化肆意橫行是歷史給我們上了一課，那麼另一課則是資本主義的可塑性。是新政、福利國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有管制的全球化最終賦予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新生，並創造了戰後的繁榮時期。取得上述成就靠的不是對現有政策的修修補補，而是製度改革的全面落實。

這一點必須引起穩健政界人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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