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經濟學原則： 沉悶科學的是非曲直》）

今年年底，世界貿易體系將面臨重要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因為近15年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而延遲到現在。美國和歐盟必須決定是否在貿易政策中開始將中國作為「市場經濟」對待。不幸的是，雖然這場戰爭隨著今年的深入而逐漸升級，但選擇的條件決定了不會對全球貿易機制更深層次的缺陷做出任何修補。

2001年12月簽署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協定，允許貿易夥伴在最長15年的時間裡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NME）。非市場經濟地位讓進口國更容易以反傾銷稅的形式，對中國出口商品施加特別關稅。特別是，它們可以用比較昂貴的國家的生產成本作為中國真正成本的標準，這樣就提高了發現傾銷的可能性和傾銷利潤估計。

如今，儘管阿根廷、巴西、智利和韓國等許多國家已經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但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歐盟——並未這樣做。但是，不論它們是否這樣做，反傾銷手段都不適合作為解決不公平貿易問題的手段——不是因為這些問題沒有真憑實據，而是因為它們遠遠超過了傾銷範疇。反傾銷給最惡劣的保護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同時對需要合法政策空間的國家沒有任何益處。

經濟學家從未對世貿組織的反傾銷規則感興趣。從嚴格的經濟學角度，定價低於成本對進口經濟體來說不是問題，只要參與這一策略的企業沒有壟斷市場的可能。因此，國內競爭政策常常要求拿出反競爭行為證據或成功掠奪的可能性證據。但是，根據世貿組織規則，出口國定價低於成本足以成為施加進口關稅的理由，即使這只不過是標準的競爭行為——如在經濟衰退期間。

世貿組織確實有一個具體的「保護」機制，允許各國在進口導致本國企業「嚴重受傷」時臨時施加關稅。但該機制的程序性障礙較大，使用它的國家必須補償受到不利影響的出口國。數字證明了一切。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共實​施過3,000多項反傾銷稅（印度、美國和歐盟最常使用這一手段）。相應地，保護措施只是用了155次（發展中國家最常用）。顯然，反傾銷貿易救濟的主力之選。

但除了經濟效率，全球貿易機制還必須解決公平問題。當國內企業必須與受到財大氣粗的政府金融支持的（比如）中國企業競爭時，大部分人都會認為此時的競爭環境是不可接受的。某種類型的競爭優勢破壞了國際貿易的合法性，即使（如本例中）它們對進口國產生了總體經濟收益。因此，反傾銷機制屬於政治邏輯。

貿易決策者對這一邏輯耳熟能詳，這也是反傾銷機制之所以以現在的形式出現、促成相對容易的保護的原因。貿易官員從來不明說的是，公平問題超越了傾銷的範疇。

如果國內企業與受到政府補貼或支持的外國單位競爭是不公平的，那麼國內工人與缺少集體討價還價權利或職場保護的外國工人競爭難道就公平嗎？掠奪環境、使用童工或就業環境危險的企業難道不也是不公平競爭的來源嗎？

這些關於不公平貿易的問題是反全球化抵制的核心。但合法貿易救濟讓它們只能存在於定價低於成本的狹隘範疇之內。工會、人權非政府組織、消費者組織或環保組織無法獲得企業所獲得的直接保護。

貿易專家長期以來一直擔憂向勞動和環境標準或人權等問題開放世貿組織機制，害怕貿易主義的滑坡謬誤。但日益明確的是，將這些問題排除在外造成了更大的傷害。與經濟、社會和政治模式截然不同的國家做貿易確實會引起合法性問題。拒絕承認這些問題只能破壞貿易關係；也有害於整個全球貿易機制的合法性。

所有這些都不意味著民主國家不應該與非民主國家做貿易。要點在於商業邏輯不是決定它們的經濟關係的唯一考慮因素。我們可以擺脫——因而必須面對——得自貿易的收益有時需要以國內社會安排的犧牲為代價的困境。

公共討論和協商是民主國家掂量矛盾價值和做出權衡的唯一辦法。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糾紛是晾出——而不是鎮壓——這些問題，進而向世界貿易機制民主化邁出重要一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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