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seph Nye（哈佛大學教授，著有《美國世紀是否結束？》）

這個選舉季的一大特色是充滿了不誠實的指控。在英國脫歐（Brexit）爭論期間，每一方都指責對方扭曲事實，但脫歐陣營否認其選戰承諾，以及留歐陣營的主張稱為事實的速度，表明了誰才是實事求是的人。在美國總統選戰中，推定共和黨提名人川普（Donald Trump）在提到他在初選中最接近的競爭對手時，總是稱其為「撒謊的克魯茲」（Lying Ted Cruz）。

類似地，川普在提及推定民主黨提名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時也不會錯過加上「不誠實的」（Crooked）前綴的機會。最近，希拉蕊就外交政策發表了一份謹慎的講話，川普的反應是稱她為「世界級撒謊大王」（world-class liar）。但是，據獲得普立茲獎的檢驗政治言論真實性的組織「政治事實」（PolitiFact）的數據，在它所調查的自選戰開始以來的川普的論斷中，有60％屬於錯誤或「荒唐的」錯誤，而希拉蕊的這一比例為12％。

一些犬儒主義者對候選人之間的這些「往來」嗤之以鼻，認為這是政客的典型作風。但這個結論過於膚淺，因為它忽視了一個問題：我們希望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和我們的政治敘事多麼誠實。

事實上，我們並不總是想要我們的政治領導人說出一板一眼的真相。在戰時或反恐行動期間，欺騙或許是勝利獲成功的必要條件——並且顯然符合我們的利益。

其他情形不那麼引人注目，但重要性並不因此減少。有時，領導人的目標不同於他的大部分追隨者；他們不會揭露這一不同，而是會欺騙追隨者。當這些行為屬於自利行為時，比如腐敗或自戀式的自我陶醉，你很容易做出道德批判，並且這也是合適的。相反，一些目標與追隨者不同的領導人花大力氣引導那些可能反對他們的人採納不同的觀點。

在一些情形中，領導人發現不可能及時充分地引導追隨者，或者追隨者分歧太大，無法形成可以保持集體行動的共識。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領導人會採取家長作風，為了他們看到的更大更長遠的利益而決定欺騙他們的追隨者。

比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詹森（Lyndon B. Johnson）為了讓1957年民權法案通過而欺騙他的南方支持者。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1958年掌權時也沒有披露他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略，因為他知道，這樣做會讓該計劃失敗。在和平解決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的協議中，美國從土耳其撤出了核彈頭，而甘迺迪（John Kennedy）對公眾隱瞞了這一點。

此外，二戰打響前，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騙美國公眾說德國襲擊了美國驅逐艦，以此克服對於援助英國的孤立主義抵制。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說，真相可能「太寶貴，只能在謊言的護衛下登場」。

領導人的結局有時證明違反誠實規範是合理的，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所有的謊言都是一樣的，也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懷疑在這些例子中的道德判斷。比如，馬基維利式欺騙常常是討價還價乃至誘使某群體接受新目標的戰略的一部分。但動機很重要，純粹出於自利目的的欺騙讓可能有利於他人的戰略演變為自私的操縱。

即使你承認欺騙有時是必要的，你仍可質疑目標的重要性、實現目標的其他途徑是否可行、欺騙是否通過先例或「榜樣」蔓延、對各種受害者所造成的傷害，以及欺騙者的問責情況（他們的行為是否可以被發現以及隨後解釋）。在《當總統撒謊》（When Presidents Lie）一書中，歷史學家奧特曼（Eric Alterman）推論說，總統的謊言「難免演變為吞噬始作俑者的怪獸」。

並且總統可能樹立壞先例。1941年，小羅斯福撒謊德國攻擊驅逐艦格里爾號（Greer），降低了詹森大力粉飾北越攻擊美國海軍艦艇的阻力，該事件導致1964年北部灣決議。

領導人很容易說服自己，他們是在編制一個高貴的謊言，是為了追隨者們好，而其實他們只是為了政治或個人便利而撒謊。這使得民主變得非常重要，我們可以仔細考察領導人所做出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權衡的性質。確實有這樣的情況：我們允許政治領導人對我們撒謊，但這樣的情形應該十分罕見，並接受仔細的審查。否則，我們就將破壞民主的基石，降低政治敘事的質量。

因此，犬儒主義對川普的修辭嗤​​之以鼻，視之為政客的慣用伎倆，這是個錯誤。如果政治事實和其他類似組織是正確的，那麼政客在撒謊的問題上並不那麼相似。川普的錯誤言論比他的所有反對者都要多，並且其中鮮有可以通過自利動機排除測試的。檢查事實的獨立嚴格的媒體對於保證民主的誠信來說至關重要；但選民抵制犬儒主義和貶損政治敘事也很重要。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 說謊和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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