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政治局面目前處於自193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的動蕩之中。侵襲大西洋兩岸的嚴重通貨緊縮正在喚醒那些在二戰後沉睡的政治力量。政治生活再次充斥著激情——但卻並非是以許多人所希望的方式。

右派勢力陷入了反體制的狂熱之中，即便這原本是左派的專利。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大肆攻擊其民主黨對手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與華爾街關係密切、鼓吹入侵外國領土並準備接受已經拉低了數百萬工人生活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而且似乎有理有據。而在英國，脫歐使得那些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右派支持者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醫療服務的熱情擁護者。

這一轉變並非史無前例。民粹主義右派在通貨緊縮時期就接受過準左派的理論。任何一個願意捏著鼻子重溫1920~30年代法西斯和納粹首領演講－包括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對社會保障體系的讚頌和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對金融部門的尖銳批評－的人都會發現，乍一看來這些呼聲和漸進性目標似乎並無區別。

當前我們遇到的是中間派政治崩潰所產生的自然反應，而導致這一切的則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大蕭條再到如今的大通縮。那些右派不過是簡單地故伎重演，利用受害者對合乎道義的憤怒及沮喪情緒來推動自身臭不可聞的政治議程。

這一切都始於1944年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中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基於「混合」經濟，對不平等狀況的遏制以及強大的金融監管的戰後政治共識－的崩潰。這個「黃金時期」在1971年發生的所謂「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中走向終結，美國也同時失去了維持全球資本主義穩定的從全球各地回收的順差。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二戰後期的霸權增長是與其貿易和預算赤字增長同步的。但是為了融資以維持赤字，銀行必須從羅斯福新政（New Deal）和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約束中解放出來。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鼓勵和管理支撐美國的財政和經常賬戶雙赤字所需的向內資本流動。

當年經濟金融化是目標，新自由主義是它的意識形態外衣，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時代的美國聯準會加息則是它的觸發器，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在位時最為接近這種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當年的時機也再合適不過了：蘇聯帝國的崩潰和中國的對外開放為全球資本主義帶來海量的勞動力供給－額外多出近十億工人－令利潤暴增並扼殺了所有西方國家勞動者的工資增長。

極端金融化的結果是巨大的不平等和深層次的脆弱性。但至少西方工人階級獲得了廉價貸款和房價升值，來抵消工資增長停滯和財政轉移支付減少的影響。

隨後爆發的2008年金融危機令美國和歐洲產生了大規模的資金和人員供應過剩。縱使許多人失去了工作，家庭和希望，卻有數萬億美元存款在各個全球金融中心之間流轉，除此之外還有數萬億美元被絕望的央行抽出來緊急置換金融家造成的爛賬。由於公司和機構投資者都不敢投資實體經濟，股價迅速飆升，令社會金字塔尖的前0.1％的人喜出望外，而其餘的人只能無望地看著那些憤怒的葡萄「⋯⋯不斷膨脹和長大，直到採摘的那一刻。」

結果在美國和歐洲都有一大批負債累累且失去希望的人——隨時可能被川普的恐慌言論，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仇外心理，或英國脫歐支持者憧憬不列顛重新掌權的偉大願景所誘惑。隨著他們的數量不斷增加，傳統的政黨不斷衰落，由兩個新的政治集團取而代之。

其中一個集團代表的是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舊三駕馬車。它可能仍舊掌權，但其實力正迅速下降，正如卡麥隆（David Cameron）、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希拉蕊，甚至希臘被注資援助後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政府所展現的那樣。

而川普、勒龐、英國右翼脫歐論者，波蘭和匈牙利兩國的反自由化政府和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正在形成另一個集團。他們構成了一種民族主義國際體系－典型的通貨緊縮時期的產物－集結了那些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抵觸情緒以及足以摧毀這一制度的力量。

這兩個集團之間的衝突既真實又存在誤導性。希拉蕊與川普之間存在一場真正的戰爭，就像歐盟迎戰英國脫歐支持者；但對戰雙方與其說是敵人，不如說是同謀，他們之間維持著一個相互強化的無限循環，雙方都用其反對的東西來定義自身並以此動員其支持者。

逃離這個政治陷阱的唯一方法是漸進式的國際體系，這是建立在團結遍布世界各地希望在全球重建民主政治的大多數人的基礎上。這聽起來很烏托邦，但值得強調的是，所有原材料都是現成可用的。

美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政治革命」，柯賓（Jeremy Corbyn）對英國工黨的領導，歐洲的DiEM25（歐洲民主運動組織）：這些都是國際進步運動的預兆，也可以被定義構建民主政治的智力基礎。但是我們正處於一個初級階段，面臨著來自全球三駕馬車的強力反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對桑德斯的攻擊，一個前製藥廠說客對柯賓領導地位的挑戰，或是試圖因為我反對歐盟的希臘計劃而起訴我的行為。

大規模的通貨緊縮帶來一個極大的問題：人類能否設計和實現一個新的、技術先進的「綠色」布列敦森林體系－一個使我們的地球生態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系統－而無需引發原有布列敦森林體系建立之前的那種大範圍人民疾苦和破壞效應？

如果我們－漸進式的國際主義者－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那又有誰能回答？要知道目前正在西方爭權奪利的兩個政治集團甚至都不希望這個問題被提出的。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 建立一個漸進性的國際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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