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經濟學原則： 沉悶科學的是非曲直》）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菁英的口頭語。菁英們提出，技術創新和市場自由化帶來的跨境商品、服務、資金和信息流動激增大大提高了全球國家的關聯程度，以至於任何國家都難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我們需要設立全球機構，制定全球規則及全球協議。

這樣的說法今天普遍為人們所接受，質疑它就像對地球圍繞太陽旋轉提出質疑。但適用於氣候變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問題的規律並不一定適用於多數經濟問題。與我們經常聽到的不同，世界經濟並不屬於全球公域。全球治理所能帶來的好處有限——而且有時還會造成損失。

氣候變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為地球僅有單一的氣候體系。在哪裡排放溫室氣體都沒有任何差異。因此國家限制碳排放對國內的好處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恰恰相反，明智的經濟政策－包括開放－首先是要有利於國內經濟，承擔經濟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價也同樣如此。單個國家的經濟命運主要取決於國內情況而非國際局勢。如果經濟開放受民眾歡迎，主要因為上述政策符合國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為這樣做能夠幫助外界。能為全球經濟穩定添磚加瓦的開放和其他明智政策並不取決於全球精神，而是取決於自身利益。

有時，犧牲其他國家利益才能成就國內經濟優勢。這就是所謂以鄰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領域占主導地位的自然資源供應商，為哄抬價格而限制國際市場資源供應就是最經典的案例。在這種情況下，出口國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損失。

「最佳關稅」背後也存在類似的機制，即大國通過限制進口達到操縱貿易條件的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限制或禁止運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規則理由顯然非常充分。

但困擾決策者的絕大多數世界貿易和金融問題並不屬於此類。這方面的例子有歐洲農業補貼、對基因改造生物禁令、美國濫用反傾銷規則或發展中國家未能充分保護投資者權益。這些基本上都屬於「風險自擔」政策。由此產生的經濟代價主要由國內民眾承擔，即使此類政策可能同時對別國民眾產生不利的影響。

舉例來說，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農業補貼十分低效，高價格高稅收或二者兼備導致歐洲農民受益的同時損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這樣的政策部署不是為了從其他國家那裡佔取好處，而是因為分配、管理或與公共健康相關的其他矛盾的國內目標主宰了整個經濟動機。

加劇經濟周期和造成金融動蕩的糟糕的銀行法規和宏觀經濟政策也同樣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表明超越一國邊界的經濟溢出效應可能無法忽視。但如果美國監管機構未能盡職盡責地完成監管工作，原因並不是因為別國經濟受損而美國經濟受益。美國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經濟體之一。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經濟失策或許是發達民主國家政府未能解決不平等日益擴大的問題，其根源同樣來源於國內政治——具體而言，是金融和商業菁英控制決策過程以及他們胡編亂造的有關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稅天堂就是以鄰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們願意，美國和歐盟等大國原本有能力採取更多限制避稅 ——和競相減免企業稅的措施。

因此我們今天的問題與全球合作的缺失並沒有什麼關係。今天的問題本質上是國內問題，因此不能通過國際機構制定規則來加以解決，更何況破壞國內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夠輕易影響所謂的國際體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護既得利益全球計劃的代名詞，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進全球化的同時協調國內經濟政策。

全球治理替代計劃不預判會產生何種政策效果，而是專注改善民主制度的國內運作問題。這是一種側重於強化民主國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認為應當制定旨在提高國內決策質量的全球規則和程序要求。與透明度、廣泛代表性、問責制和在國內訴訟中使用科學或經濟證據等相關的全球紀律－只要不限制最終結果－都是上述規定的實例。

全球機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採納了這種類型的紀律。比方說，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協定）明確要求在進口商品涉及健康問題時須出示科學的證據。這種類型的程序性規則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擴大應用，以改進國內的決策程序。

此外我們還可以要求受進口關稅不利影響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參與國內訴訟來改進反傾銷規則，我們可以藉助包含靜態和動態效率潛在後果的經濟成本效益分析來改進補貼規則。

只有通過改進民主決策進程才能解決國內審議所帶來的問題，全球治理在此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而且起作用的前提是它促進國內決策而不是對其加以限制。否則，全球治理目標就包含一種對技術專家方案的渴望，這樣的方案只會踐踏並削弱公眾審議。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 全球治理的虛假經濟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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