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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擺脫應得思維,然後你就有了思考能力

2017/10/08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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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 Bradford DeLong(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一共十七個,人們期望以此解決包括貧困、飢餓、疾病、不平等、氣候變化、生態破壞以及其他許多相關問題。顯然,十七個目標太多了。據說腓特烈大帝曾說過,「想要捍衛一切,結果什麼都捍衛不了。」類似地,強調一切等於什麼都不強調。

這就引出了通過共識制定目標的問題:到頭來,這些目標就成了一份建設人間天堂的清單。但要想有效,目標應該像是高速公路,讓你抵達具體目的地的速度大大快於觀光小徑。因此,構建共識的目的應該是將我們引到高速公路入口,一旦進入了高速公路,想轉錯或掉頭都難。

儘管如此,路上仍然可能會有障礙。中國清華大學的沈聯濤()和香港大學的肖耿認為,這些障礙包括「技術破壞、地緣政治對立和社會不平等性加劇」,但首先是「對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在內的民族主義政策的民粹主義籲求」。

沈聯濤和肖耿看到了一個「主權國家仍然擁有支配地位,國家利益始終影響共同目標」的世界。他們指出,不管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掏錢建設全球公共品越來越不具有號召力,」因為「不論是民主還是極權治理」,都難以實現「平等發展」。他們的結論是,在一個受制於「過時的西發里亞Westphalian)民族國家模式」的世界中,「實現SDG也許是不可能的」。畢竟,「不存在一個全球稅收機制確保全球公共品的供給」,也「不存在全球貨幣和福利政策來維持價格穩定和社會和平」。

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馬克・蘇茲曼()提出了另一個障礙,即「如果不更成熟地、數據推動地關注(特別是)婦女和女孩的需要,朝向廣泛的SDG目標的進步就會遇到阻撓」。在過去兩個世紀中,世界在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普通婦女不再需要將生命中的五年時間用來懷孕,再將十年時間用來哺乳。但傳統父權制度仍然在阻礙婦女做出她們力所能及的貢獻,而如果沒有更多的數據,我們就無法看到這些障礙發生在哪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則警告說,只要發展中和發達經濟體存在「非包容性增長模式」,我們就沒有什麼希望能夠「減少貧困並充分實現健康、安全和為社會做出生產性和創造性貢獻的基本人類願望」。讓情況更加糟糕的是,不平等的增長有可能助長「政治或社會動盪,其特徵通常為意識形態或種族極化,並導致劇烈的政策波動或者政策癱瘓」。

康奈爾大學的考希克・巴蘇()哀嘆印度的「增長減速」,這個曾經的「新興經濟體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模範」,已經淪為「令人嚴重擔心的原因,不僅國內如此,國際上也是如此」。為了糾正印度的航向,巴蘇呼籲政府發展政策要注重衛生、教育和醫療旅遊等具體部門,並加大力度吸引資本投資。

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評論背後有一個共同的根本性問題,它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和人民上的——或者說是民有政治(politics of people)。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要比我們的祖先所生活的世界富有得多。理論上,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圓滿生活所需要的營養和醫護。全實現民教育,讓人們能夠最好地隨心所欲使用現代技術和其他資源,這應該是應有之義。要想讓老年人能獲得優渥的生活,下一代能實現繁榮,就必須要求最富有的人群支付足夠多的稅收以確保增長能夠真正做到公平分享,這應該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淺顯道理——即使是我們當中最富有的人。

問題在於,儘管有很多人致力於SDG,但政治心機客(和一些心機婊)在樹立新的障礙,煽動那些從不平等的增長中獲益最多的人和被遺忘的人的仇恨。在美國,,墨西哥汽車零件工人、薩爾瓦多難民、穆斯林、不知感恩的非白人美國人以及各色各樣的「全球主義者」都是日常抹黑對象。當然,你在世界其他國家也能看到這些東西。

但很多坐在家裡觀看有線電視(或閱讀關於SDG的評論)的人來自全球北方收入分佈較高的50%,或全球南方收入分佈最高的20%。我們應該是真心實意感恩我們當前所處環境的人。我們當中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擁有得更多;但我們所有人所擁有的都要遠遠多於我們應得的。

同樣,也許我們根本就應該不再有「應得」思維。「正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應得一切,」烏爾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1947年的小說《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的一位角色提醒我們,「所以我們所有人都一切都不應得。」

換句話說,實現SDG也許需要截然不同的方法。「解放思想,擺脫應得思維,擺脫賺取思維,」勒瑰恩的角色繼續說道,「然後你就有了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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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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