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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經濟上的民粹,是為了遏制更極端的政治力量

2018/01/23 , 評論
Project Syndicate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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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者對制度約束的厭惡也擴展到經濟,意味著任何機構或規則,都不得為他們的橫衝直撞設立障礙。雖然政治上的民粹主義幾乎有害無利,但經濟上有時卻是有道理的。

文: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經濟學為王:這門差勁學科的對與錯》一書

民粹主義者(Populism)厭惡那些對政治行為的限制。在他們看來,既然自己就是「人民」這個龐大群體的代表,那麼對他們行使權力的限制肯定就是破壞民意。如此類推,這種限制只能服務於那些「人民公敵」——少數群體和外國人(對於右翼民粹主義者來說)或金融精英(就左翼民粹主義者而言)。

這在政治上是種危險之舉,因為它讓大多數人凌駕於少數人的權利之上。一旦失去了那些民粹主義獨裁者——從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和土耳其總理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到匈牙利總理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以及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所痛恨的權力分立,獨立司法機構或自由媒體,民主就會墮落為碰巧掌權者的暴政。

因此民粹統治下的定期選舉,也就成了遮羞布。在缺乏法治和基本公民自由的情況下,民粹主義政權可以通過操縱媒體和司法機構來延長其統治。

民粹主義者對制度約束的厭惡也擴展到了經濟方面,在「為了人民利益」為名進行全面控制,意味著各類自治監管機構,獨立中央銀行或全球貿易規則,都不得為他們的橫衝直撞設立任何障礙。雖然政治領域的民粹主義幾乎都有害無利,但經濟上的民粹主義有時卻是有道理的。

讓我們首先從人們為何希望對經濟政策加以限制開始討論。經濟學家傾向於實施這樣的限制,因為完全回應國內政治波動的政策制定可能會產生極為低效率的後果。尤其是經濟政策往往受到經濟學家稱之為時間不一致性問題的困擾:短期利益經常會阻礙一些長期上更有益的政策的實施。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那種所謂隨機應變式貨幣政策。有權力隨意印鈔票的政客可能會在短期內產生「驚人的通貨膨脹」以提振產出和就業,比如選舉之前。但此舉的不利之處在於企業和家庭都會調整其通膨預期。最終應變式貨幣政策只會導致更高通脹而無從產生任何產出或就業收益。對此的解決方案應該是獨立的中央銀行,與政治絕緣,完全依賴其維持價格穩定的政治授權而運作。

宏觀經濟民粹主義的代價在拉丁美洲屢見不鮮。正如傑佛瑞・D・沙斯(Jeffrey D. Sachs)、塞巴斯蒂安・愛德華斯(Sebastián Edwards)和魯迪格爾・多恩布希(Rüdiger Dornbusch)多年前所提出的那樣,不可持續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是該區域的災難之源,而情況直到1990年代實現經濟正規化後才開始改觀。

民粹主義政策會週期性地帶來痛苦的經濟危機,而其中受害最深的莫過於窮人。為了打破這一迴圈,該地區政府都紛紛轉向制定財政法規,並任命技術專家型的財政部長。

另一個例子是外國投資者所受到的官方待遇。一旦一家外國企業進行了投資,它就基本上只能任由當地政府擺佈了。政府經常會忘記為吸引企業而做出的承諾,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為本國預算或國內企業的利益而壓榨外資企業的政策。

但投資方也不是笨蛋,它們會因擔心這一結果而到別處投資。因此,政府需要建立自己的信譽,依據所謂的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條款(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達成貿易協定,允許該企業在國際法庭上起訴相關政府。

這都是一些以授權自治機構、技術專家或外部規則的形式,實施經濟政策限制的例子。如上所述,它們所發揮的寶貴作用就是防止當權者為追求短視政策而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然而還存在其他一些經濟政策限制措施出現反效果的情況。特別是那些由特殊利益集團或精英自身制定,以鞏固永久決策控制權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委派自治機構或簽署全球規則無法服務於社會,只會有利於一小撮「內部人士」。

當前的民粹主義反彈也部分根源於這一信念,而且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這種情況解釋了近幾十年來的許多經濟決策。跨國企業和投資者日益塑造了國際貿易談判的議程,打造了一個以犧牲勞動者為代價,來令資本過分得益的全球體制。嚴格的專利規則和國際投資者法庭是最好的例子。自治機構被本應由它們管制的行業所佔領。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奪取控制權和制定讓它們可以自由行事的規則方面極為成功。

獨立的中央銀行在19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貨膨脹率下降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在當前的低通脹環境下,它們對價格穩定的專注給經濟政策帶來了通縮傾向,同時也對就業的產生和增長造成了影響。

而這種「自由技術官僚」地位最高的地方可能是歐盟,因為在歐盟的設計中就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將經濟規則和條例,從國家一級的民主審議中抽離出來。實際上在每一個成員國裡,這個政治上的差距——也就是歐盟所謂的民主赤字——正是民粹主義和歐洲懷疑論政黨興起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放鬆對經濟政策的制約,將決策自主權歸還給民選政府也是可取之舉。特殊的時代需要有在經濟政策上進行試驗的自由空間。為此前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就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歷史事例。小羅斯福的改革,要求他去消除國內保守派法官和經濟利益集團,以及國外的金本位制度所施加的經濟枷鎖。

我們應該時刻警惕那些扼殺政治多元化,並破壞自由民主規範的民粹主義。政治民粹主義是一種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的威脅。相反,經濟民粹主義偶爾也是必要的。事實上,在這些時候,它可能是遏制其更為危險的政治分支崛起的唯一途徑。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為經濟民粹主義辯護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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