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tom_header
特別報導

關鍵全球視野

歐美左翼過度擁抱財團,導致選民對政府極度不信任

2018/04/16 , 評論
Project Syndicate
Photo Credit:echiner1 @Flickr CC BY SA 2.0
Project Syndicate
Project Syndicate produces and delivers original, high-quality commentaries to a global audience. Featuring exclusive contributions by prominent political leaders, policymakers, scholars, business leaders, and civic activ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 provide news media and their readers cutting-edge analysis and insight, regardless of ability to pay. Our membership now includes nearly 500 media outlets – more than half of which receive our commentaries for free or at subsidized rates – in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文: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直說貿易:構建一個健全世界經濟的一些理念》一書)

為什麼民主政治制度未能足夠快速地對仇恨做出反應,導致專制民粹主義者成功利用了它們——不平等性和經濟焦慮、社會地位感的下降、精英和普通老百姓之間的裂痕?政治黨派,特別是中左翼如果能採取更果斷的日程,也許右翼本土論政治運動的崛起本可避免。

理論上,不平等的加劇導致再分配的要求。民主政客的應對之道應該是向富人徵收更多稅,並將所得到的收入用在後進人群頭上。這一想法由艾倫・梅爾澤爾(Allan Meltzer)和斯科特・理查(Scott Richard)的著名政治經濟學論文形式化:中位和平均選民的收入差距越大,稅收就越重,再分配程度也越高。

但在實踐中,民主政體與此南轅北轍。所得稅的累進性下降,對累退的消費稅依賴增加,對資本的徵稅出現了全球競相降低的現象。政府不去刺激基礎設施投資,反而採取對低技能工人傷害尤其大的緊縮政策。大銀行和公司得到援助,但家庭卻得不到。在美國,最低工資沒有得到充分調整,其真實水準有所下降。

發生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至少在美國)是民主黨重視身份政治(強調性別、種族和性取向等方向上的包容性)和其他社會自由角度,而忽視了收入和就業的麵包與奶油問題。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tner)在新書中寫道,希拉蕊(Hillary Clinton)2016年總統競選平台中唯一缺失的便是社會階級。

一種解釋是民主黨(以及西歐中左翼政黨)過度自得於大金融和大公司。庫特納描述了民主黨領導人在20世紀80年代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贏得選舉勝利後,如何明確決定倒向金融業的。大銀行擁有了特殊的影響力,這不僅來自它們的金融實力,也因為它們控制了民主黨政府的關鍵決策職位。如果柯林頓(Bill Clinton)更多地聽取他的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希(Robert Reich,學者兼進步政策支持者),而不是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高盛前高管),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政策也許會走上不同道路。

但既得利益說只能解釋左翼的失敗。思想的作用至少不亞於此。在20世紀70年代的供給衝擊打破了戰後時期的凱因斯共識、累進稅制和歐洲福利國家也不再流行後,以雷根和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為旗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填補了空白。新浪潮還抓住了選民的想像力。

中左翼政客沒能發展出可信的替代方案,而是全身心投入了新方向。柯林頓的新民主黨和英國布萊爾(Tony Blair)新工黨都成為全球化的熱烈支持者。法國社會黨曖昧地成為放鬆國際資本流動控制的支持者。它們和右翼的唯一區別是它們承諾的蛋糕,將是更多的社會計畫和教育支出——而這些承諾幾乎沒有實現過。

RTS1273R2
Photo Credit: Kevin Lamarque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最近記錄左翼政黨社會基礎的有趣變遷。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窮人一般都會投票給左翼,而富人會投票給右翼。此後,左翼政黨日益被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所俘虜,皮凱提稱之為「婆羅門左翼」,以對應他們和仍然投票給右翼政黨的「商人」階級。皮凱提指出,這一精英階層的分化使得政治制度與再分配要求絕緣。婆羅門左翼不喜歡再分配,因為它信奉英才教育——努力才有回報,低收入更有可能是努力不夠,而不是運氣不好的結果。

關於世界如何運行的思想在非精英中間也有很重要的影響,它們抑制了再分配的要求。與梅爾澤爾—理查框架的推論相反,普通美國選民似乎並不十分熱衷於提高最高邊際稅率或提高社會轉移支付。即使他們認識到——並擔心——不平等大幅加劇時也是如此。

這一顯而易見的悖論解釋是選民對政府解決不平等性的能力極不信任。一組經濟學家發現,被「先驗地」提及遊說集團或援助華爾街的受訪者,對反貧困政策的支持度顯著更低。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政府的信任在美國便一直處於總體下跌,略有起伏。許多歐洲國家也有類似趨勢,特別是南歐。這表明著眼於政府在決定經濟機會中積極作用的進步政客,在選戰中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害怕打敗這場戰鬥也許解釋了左翼的應對為何如此膽小。

最新研究的教訓是關於政府能夠和應該做什麼的信念並不是牢不可破的。它們很容易受到勸誘、經驗和變化的環境影響。不管是精英和非精英都是如此。但能夠抵擋本土論政治的進步左翼必須要講得出好故事,還要拿得出好政策。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什麼在阻止左翼?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專題下則文章:

美國對亞洲的影響力,川普下台之後還能恢復嗎?

關鍵全球視野:

關鍵評論網和全球頂尖評論網站Project Syndicate取得內容授權,每月將刊登4-8篇關於全球視野的獨家中文評論文章。Project Syndicate旗下有超過600位供稿者,其中包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政界領導人、商界領袖、頂尖大學教授、學者、國家外交官、公民活動領袖等等。對於關心全球議題脈動讀者的是每個月不可獲缺的精神食糧。

看完整特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