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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返校」:重返冷戰,鮮爲人知的東南亞地下組織

印尼華僑林保華:後來才知道,曾同窗的老師學長,都是中共地下組織成員

2019/11/01 , 評論
精選書摘
Photo Credit:杜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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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啟蒙

在我五年級的時候,發生了我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變化,也就是政治上的「早熟」。我的一位老師黃克忠借給我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第一次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我走上「革命」道路。這些書當時在印尼還是禁書呢。後來還給我看了一部杜埃的《在呂宋平原上》。在江關生所著《中共在香港》一書中說,杜埃是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派到菲律賓的「僑黨」,就是海外的中共地下黨員。

兩本都是歌頌共產黨的,尤其是前者對我影響很大,讓我知道中國有一個共產黨,而且是為窮人謀利益的政黨。對書中的「紅小鬼」很有興趣,因為我也是「小鬼」。先後有9個老婆的朱德會參加革命,也讓我對共產黨充滿好奇。我記得當時是在家裡躺在躺椅上看這本書。黃老師在我的紀念冊上題詞勉勵我做「小魯迅」,這對我後來從事寫作,也有某些激勵因素。可以說,他就是我的「革命啟蒙人」。他回國後改名黃阿玲。

老師為何特別垂青我?除了當時我對閱讀的愛好,更主要是我的身份,因為我的老爸是校長,老媽是老師,在那裡的華人社會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後來當然也明白,這些是中共地下活動的一部分,以我的年紀,本來還不夠班,因為當時才9歲呢,怎麼不算是早熟呢?但是到底我年紀太小,具體情況並不明白。

幾年前,一位早已移居外國的華公學長給我寫了一封信,介紹的是他所知道的當時中共地下活動情況:

「說到把『憤青』叫做『糞青』,令在下回憶起年少時還在印尼上高小的有趣經歷。『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原來為『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的印尼,被日本軍隊占領領長達3年8個月。期間,有一位從三寶壟(Semarang,中爪哇的大城市)來的林華益兄,到我們居住的梭羅(Solo),牽頭組織秘密的讀書會團體『華僑青年學生團』(簡稱『華青』)。一些已讀初中的學兄學姐都失學,便參加讀書會的活動,作為進修;隨後我也被吸收進來。華益兄是三寶壟『華英中學』高中班的學生,該校教學品質高,並以思想進步聞名全爪哇。其校長鄭曼如老師是地下黨的領導成員,對華益兄影響頗深。當時讀書會的秘密活動地點,就在廖國宏學兄家裡。猶記年紀較大的成員有黃阿玲學兄(回國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部長期擔任印尼語組組長)、張春山兄(中僑委資深幹部)、陳永盛兄(曾任上海市委『僑辦』主任)、饒錫榮學兄(梭羅華人『愛國』社團知名領導人)、陳亞瑤學姐(曾任鐵道學院系主任)、林淑敏學姐(資深眼科醫生),還有家兄、堂兄、堂姐等。那時,大家經常在一起讀書,討論國內國際時事,還出版手抄的月刊。印象裡最早讀過的『進步』書籍,其中就有斯諾寫的那本《西行漫記》:接受『革命』思想,十分嚮往『延安』。後來,『華青』許多成員被地下黨納入『民族抗日大同盟』(簡稱『民大』),成為正式的週邊組織。六十多年前,我們在那個年代的表現,其實就很『憤青』了。」

「在日據時期大膽秘密進行這樣的抗日宣傳活動,那是十分危險的;所以家長父兄知道『蛛絲馬跡』後,便告誡不要進行如此活動,免得被日本憲兵隊破獲,不但招來殺身之禍,家屬都要受到連累。但是,我們這些自以為『革命』的一代『憤青』,天不怕,地不怕,還怕什麼『日本鬼子』;是以把前輩們的規勸都當成『耳旁風』。因此,有些大人就罵我們這幫年輕人『幼稚無知』,就會『Cia sai』(閩南話『食屎』,印尼語『makkan tahi』。實際上,就是罵我們是『糞青』。幸虧沒有人告密,也沒有被日本當局發現,平安無事,直到日本投降。當年回國,至今留在國內已經『離休』的那些學長,後來中央組織部都承認他們在日據時期的革命經歷為『抗日幹部』,補辦正式手續,提高了他們的政治待遇。」

以前我寫回憶錄片段時,盡量不把人名寫出來,以免造成相關人的不便。但是時至今日,我要把歷史留下,而相關人,包括我自己,不是已經去世,也快入土,受到的影響很有限了。所以抱歉在這裡把這些人名寫出來。

黃克忠是我的同班同學李全裕的表兄,而且住在一起,就在華公附近,大概兩百公尺的路程。李家開五金店,李父叫做李清波,在梭羅也算有社會地位。全裕後來也回國,但是很早就回到香港,再回到印尼。

1949年那年,就有好幾個我所認識的梭羅學長回國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印尼語組的還有林光果,後來也回流香港。最賢、仕賢兄弟倆也是那一年或更早就回國的,他們是梭羅一間百貨公司「土庫榮茂」的少東,沒有繼承家業就回國投身革命,可見其寶貴情操。仕賢後來還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作戰。想想當時這些年輕人比我還「瘋狂」。當時還有一位學長叫吳家裔(後改名志生),他參與進軍西藏,後來在馬列學院任教,再轉到廈門大學的南洋研究所(?)。

當時梭羅一家有名的華人餐館瑪琅酒家(瑪琅是東爪哇一個城市名字)少東,就是信中所說的廖國宏,也是1949年左右回到中國,不過他留在廣東,在中國旅行社工作,大約1970年代初期,派到香港,負責香港中國旅行社的工作。這是我媽當時回到中國看望我時告訴我的。廖後來派駐澳洲悉尼。

還有另一位叫梁英明,他離開梭羅後沒有回國,而是到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然後留校任教,是我高中二的歷史課老師,我本來對歷史課就很有興趣,看不少參考書,考試成績很好,學期結束的報告單上是一百分。1955年他比我早一班船回國。他是當年巴中回國同學會會長,他推薦我做副秘書長,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社會工作。梁英明才華出眾,曾經是文革小組寫作班「梁效」的一位成員,但是他加入較晚,側重政論與國際問題(《炎黃春秋》2014年6月號)。2013年,我在台北的秋水堂還買到他的新著《東南亞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年他正好80歲。2016年華公建校九十週年,他寫了一篇「追憶華公,感念師恩」,主要篇幅寫我爸媽。他是一個傳奇人物,後面我還會提到他。

這些學長中的女性是那封信中提到的陳亞瑤,她也是很早回國,文革結束後不久回到香港,一直與我媽有來往。我們家與她在日惹姐姐亞瓊姐與姐夫尤炳利的家來往密切,我們在香港都有與他們來往。最後一次見到亞瓊姐是2015年,在香港。

這些學長的下一輩後來也因排華(中共的顛覆活動須負相當責任)而大批回國。若干年後,他們兩代人幾乎全倒流會師香港。年紀比我小的學弟、學妹,從中國回流到香港後,也常來探望後來移居香港的我媽。例如在華公附近做布匹生意的劉建義、榮姨夫婦的三位女兒。我們家與他們家成為世交。

在香港期間,阿謨給我帶來黃阿玲署名的《中國印尼關係史簡編》,1987年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內部出版。當時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人們反思過去,尤其我早就覺得當年在印尼,參加中國地下黨組織的「愛(中)國「活動,簡直就是「粗暴干涉印尼內政」的罪過,但是這本書給我的感覺還停留在舊思維,例如指責當時印尼總統蘇哈托是「反動派」之類。所以雖然黃老師給了我他的名片,然而我想見面也話不投機,甚至還要接受「教育」,加上後來我被禁止進入中國,也就沒有與他見面。阿謨還帶來他的話,要我不要太貼近政治,是他的懺悔,還是因為我的政治是反共政治?

2011年,黃阿玲久病去世,我寫了「我的『革命』啟蒙人」一文。他的晚景淒涼,獨子犯法(據說涉及毒品)在獄中。我聽從學長勸告,當時沒有把這點寫進去。我不會埋怨他當年給我看《西行漫記》;即使沒有那本書,以當時我所處的環境,一樣要淪為「愛國憤青」。何況,我走什麼路,都是我自己的選擇,都由我自己負責。這是我一貫的態度。但作為我們這一代印尼華僑的「革命先輩」,晚景如此,還是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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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杜晉軒
如今定居台北的林保華,仍活躍於政治評論圈,常對兩岸局勢針砭時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的雜種人生:林保華回憶錄》,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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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保華

生涯遍及五國的資深評論員,
走過八十一個春夏秋冬的回憶錄。

書寫「心史」與「跡史」
何謂「賣國」與「愛國」
如何「順民」變「刁民」

印尼成長、中國學習、香港就業、美國短居、台灣入籍
歷經東亞政治局勢動盪時刻,原鄉與異鄉間的輾轉奔波
身分認同與人生價值的抉擇,書寫七十餘載的壯闊漂盪

雖以「心史」為主,也不乏「跡史」,即可作自傳來看,也可作歷史來讀。由於作者生涯遍及印尼、香港、中國、美國到最後定根台灣,而且敢言人之不敢言,內容豐富多彩自不待言。

作者披露了他的「雜種」身份,還是皇親國戚的「賣國」世家;「賣國」表達他具體化中國歷史的若干背景,「雜種」更是對傳統中國史觀的顛覆。

這是一本作者由共產黨的「順民」轉變為「刁民」的歷史見證;從史的誤會走向歷史的必然。不但有上當受騙的經歷,也有覺醒反思的過程,更有追尋光明的勇氣與行動。

在面對全球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大對決的關鍵時刻,作者對其一生平實的敘述與敏銳的觀察,有其可貴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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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前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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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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