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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返校」:重返冷戰,鮮爲人知的東南亞地下組織

從「抗英」到「流亡」:新加坡左翼地下組織的故事

2019/11/01 , 評論
潘婉明
Photo Credit: RT/達志影像
潘婉明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電影《返校》由電腦遊戲改編,因結合校園、懸疑、歷史、驚悚等元素,在台灣引起很大的回響,但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語電影圈,尚未受到關注。事實上,新馬兩地在後殖民時期及冷戰格局之下,也曾出現過相當熾熱的左翼運動,然而馬來亞共產黨(以下簡稱馬共)在戰後未及3年的1948年6月發動武裝鬥爭,組織游擊部隊深入雨林戰鬥,導致英國殖民地政府頒佈緊急狀態(Emergency, 1948-1960),全面禁止任何跟共產主義有關的組織和活動,從而迫使新馬地區的左翼團體走向地下化。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最南端,與馬來亞是一衣帶水的關係。戰後英國人重返,隨即在憲政和治理上強行使兩地分離。基於政治及地理條件的限制,馬共武裝鬥爭在新加坡沒有開展的空間,惟有透過地下外圍組織對工會、學校和農村進行滲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以下簡稱「抗盟」)便是在這種氛圍下成立,並積極在學生、工人和青年之間廣泛吸收盟員。

「抗盟」分華語和英語兩個源流,前者以華校背景的中學生為對象,後者則鎖定當時還設址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的大學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識菁英。戰後學生普遍超齡,加上見證抗日的歷練,使中學生心智相對成熟,對政治與時局也異常關注,因此華僑中學率先於1949年初就在校園裡成立了第一個「抗盟小組」,隔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語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的成立。不過據稱「英語組」成員因思慮不周延、行動不嚴密,很快就引起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經過1951年1月的一場大逮捕行動以後,組織嚴重受創,形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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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Quince Pan@Wikipedia CC BY-SA 4.0

相對而言,讓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實是地下活動力和執行力強大的華校生。以華僑中學為例,「抗盟」學生組織讀書會,閱讀進步書刊和禁書,在夜裡摸進教室,將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報》及其他革命宣傳塞入同學們的抽屜裡,又在校園的樹上懸掛五星紅旗。學生這些舉動漸漸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關當局加大力度對校方施壓,除了密切監視特定學生、加強巡邏校園、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還派員到校突擊檢查和扣押學生,又勒令學校開除高二班學生數十人,繼而強制該校無限期停課,以及永久關閉寄宿生宿舍。

華僑中學經過一波整頓後獲准復課,校園表面上恢復平靜。同學們回校後也不再在教室裡發傳單、在操場上插紅旗,他們轉而專注辦活動,如籃球錦標賽、跨校野餐會、電影招待會等。華校生擅長以活動的形式進行串聯,他們在大型的野餐活動中透過演出、遊戲和歌唱來傳達信念和訊息,在電影招待會為災民籌款,以行動鼓勵青年學子關懷社會民生、投身公共事務。

然而華校生這類跨校聯繫的活動形式更不見容於殖民地政府。這導致許多活躍於校園地下活動的同學在上課時間被闖入學校的警察逮捕和監禁,許多人因非本地出生遭到遣返,另一些人則自願被驅逐出境而前往中國,那些在校園搜捕過程中及時逃走或因身份曝光不能回校的學生,從此過著四處藏匿的地下生活。換句話說,相較於用「返校」來回望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歷史,1950年代的新加坡華校生則因懷抱反殖精神、追求進步思想、參與地下組識、閱讀禁書、跨校串聯而輟學,被迫「離校」。

對華校生而言,「抗盟」是他們投身左翼政治而推開的第一柵門,裡頭充斥理想和風險。「抗盟」基於嚴密而不允許橫向發展,以免盟員在被捕或變節時牽連出其他組織關係。然而垂直、單一個人的發展形式卻嚴重限制了它的組織能動性。根據口述歷史,一個地下組織成員惟有通過考驗和試煉才有可能晉身為共產黨員,因此「抗盟」吸收盟員的程序十分繁複:首先鎖定對象,然後提供他書面閱讀材料,如《自由報》或向他介紹革命文學,使之成為「讀者」;經過觀察的「讀者」則以執行簡單的任務作為檢驗,如指派他去發傳單、貼標語或沒收身份證等,若表現沉著將被接受為盟員;在盟員階段,表現好、覺悟高者,就有可能被提拔為黨的同情者,繼而晉身為候補或預備黨員,最後轉正成為正式黨員。

然而這種貌似嚴密、審慎而耗時的招募程序,其實效益不彰,而且對「抗盟」的開展大有妨害。1950年代雖然是學生運動蓬勃的年代,但校園經過反國民服役法【註1】、中學聯【註2】等一連串學運的衝擊,反而使「抗盟」發展盟員的空間受到壓縮。與此同時,馬共的武裝部隊在1953年陸續向馬泰邊區撤出國境,在1955年的華玲會談【註3】(Baling Talks)無功而返,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幾乎失去繼續戰鬥下去的正當性,使遠在新加坡的「抗盟」作為馬共的外圍組織,面向外在局勢丕變不無徬徨。為了配合新加坡的形勢及發展更公開合法的鬥爭形式,馬共遂於1957年解散「抗盟」。

不過,「抗盟」的停擺並沒有瓦解馬共在新加坡的地下佈局,只是馬共的歷史似乎擺脫不了流亡的宿命。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在1963年2月2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 Store)中逮捕了110名左翼分子,其中包括從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sialis Singapura)人士、工會領袖、地下組織成員及共產黨員,使新加坡的泛左派陣營大受打擊。不過馬共方面基於「保(存)幹(部)」原則,早已於1953年部署了一條「秘密航道」,通過新加坡與印尼之間的小島轉運,成功將「抗盟」的重要幹部輸送到印尼首府雅加達,之後再輻射出去其他城鄉或島嶼,使他們在當地從事「上山下海」【註4】的工作,以待時機。

這支流亡隊伍散佈在印尼各地,外部環境困難,內部鬥爭也相當劇烈,其間不斷有成員掉隊、脫離和失聯。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以最基本的組織型態維繫下來,並於1970年代分批經澳門進廣東,輾轉加入馬共在湖南的廣播電台工作,再於1980年代加入馬泰邊區的游擊隊。不過,他們之中許多人,因脫離組織下落不明,或被滯留在印尼終老,成為這場革命的孤兒。

註釋:

  1. 1954年,殖民政府頒佈「國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Act),規定在馬來亞及新加坡出生的18到20歲男性需登記入伍。此舉引起華社反彈,華校生(特別是超齡生)以求學為由要求免役,於5月13日前往總督府請願,結果與警方暴發衝突,造成48名學生被捕,約50-60人受傷,是為「五一三事件」。是夜,超過千名學生集合在中正中學,抗議政府對學生施暴。經中華總商會居中協調,學生獲釋,而總商會也限於壓力,宣佈提前放假以解散學生。但學生於6月2日重返校園展開另一波集中,直到教育部恫言關閉學校,整個反對運動才於6月24日宣告結束。
  2. 「全國華校中學生聯合會」(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ion)是學生經過「反對國民服役」(或稱「五一三事件」)後,為團結所有華校中學生而成立的自發性組織。
  3. 華玲(Baling)是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國境最北的一個小鎮。1955年,馬共曾在這裡和獨立前的馬來亞政府代表進行談判,最後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4. 所謂「上山下海」指的是上山伐木和下海捕魚。不過這支在印尼的流亡隊伍辦得最成功的事業應該是飼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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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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