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一部由電腦遊戲劇本改編而成的電影《返校》在臺灣上映。由於故事原型涉及1949年臺灣省立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一度引起熱議。有人認為這部電影反映了「白色恐怖」的「恐怖」之所在，有人則認為作為故事原型的「光明報事件」恰恰證明對鍾浩東的逮捕處置並不冤枉云云。無論如何，《返校》作為一部電影，仍然呈現了一個歷史事實，那就是共產黨以「禁書」讀書會作為一個宣傳與「發展」工作的重要途徑。

受過中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專教育的學生，對「讀書會」這個活動當不陌生。三五好友或學友組成小團體，挑選若干讀物事先看完，在讀書會當天由主持人為與會者做導讀，再相互提問與討論。有的讀書會是敲定主題再挑選讀物，討論的內容有一定的範圍；有的讀書會則從讀物出發，討論內容有時與讀物相距甚遠。至於讀書會的目的，有些是單純的「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有些則是藉題發揮，向與會者傳達（或灌輸）某些議程。而像後者這類帶有特定目的的「讀書會」，往往也是許多組織吸納新成員的一個重要途徑，例如中國共產黨（下文簡稱中共）。

眾所周知，成立於1921年的中國共產黨，其前身便是當時國內的幾個共產主義研究會，包括在北京大學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四川省的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等，其早期成員也以大學師生為主。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的13名代表中，學歷最低的鄧恩銘也有中學學歷。由是觀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可說是一個由高學歷「覺醒青年」組成的政治組織，直至國共合作開始後才開始走向工農群眾。

提及宣傳工作，網路世代想到的就是所謂的網路宣傳戰，稍有年紀的可能會聯想到電視廣播，上了年紀的可能會聯想到群眾演說。但對當時的有志者，尤其是共產黨來說，宣傳工作最好展開的地方其實是學校，而無論是早期的中共還是遠在南洋的馬來亞共產黨（下文簡稱馬共），基本都是以學府為基地，暗中從事革命宣傳工作。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教員或校長的身份有利於宣傳工作的展開，一方面學校可以為他們提供場地，有效地把人們集中起來「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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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來亞為例，隨著清廷允許華工出洋，大量華工應募前來，逐漸在馬來亞各地形成一個個大小不一的華人社群。隨著南來華工逐漸定居，社群逐漸擴大，華文教育需求也跟著增加。當時的英殖民政府已有辦學，採英文授課，華社如果想受中文教育，就必須自行解決。一開始是設立私塾，禮聘先生教授童蒙教材與傳統經典，當清末實施新式教育以後，馬來亞華社很快也出現了新式學校。由於師資等因素，這些新式學校一開始只有小學教育，日後才逐步成立中學。當學生高中畢業後，如果還需要升學，就必須負笈海外——即「回唐山」。

教育需求漸增，資源卻有限且不固定，校方所採取的方案不外兩種，亦即降低任教門檻，以及招攬南來文人。前者顧名思義便是降低教員的門檻，小學畢業即可在小學任教，以此類推。馬來西亞已故教育家沈慕羽（1913–2009）早年有一段時間便是早上以學生身份在當地的培風學校中學部上課，下午則以小學教師身份在培風小學授課。後者則是廣泛以南來文人為師，有時連非文人也前來應募，例如淮海戰役兵敗被撤職的劉峙，後來便到印尼教中文，直至1953年才返臺。

這種跡近於龍蛇混雜的教育環境，是早期南來的中共黨員從事宣傳工作的好地方。儘管英殖民政府在1920年頒佈《學校註冊法令》，開始對當時的華文學校進行大整頓，但仍無阻具有共產黨背景的教師進入學校任教。他們取得教職以後，除了在講課中不著痕跡地進行宣傳，有時也會開辦夜校，為白天需要工作的民眾上課，在掃盲的同時也傳佈共產主義思想。在某些民眾接受度較高的區域，相關活動有時甚至還會半公開化，從而得到「小延安」的稱號。

除此之外，這些老師有時也會組織讀書會，挑選一些優秀且具有革命傾向的學生，一起閱讀相關書籍並加以討論。已故馬共總書記陳平（1924–2013）便是在中學時期，與同學兼日後的老戰友應敏欽被學校老師賴來福選中，參加賴來福所召集的讀書會。讀書會中閱讀與討論的讀物，正是《西行漫記》與〈論持久戰〉。賴老師的讀書會，加上對中日戰爭的同仇敵愾，對陳、應兩人日後投身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日軍南侵時，陳平與應敏欽便參加了抗日軍，開始了此後近半世紀的革命生涯。

諸如此般的讀書會，在二戰以後仍然在暗中進行，由於英殖民當局與日後的馬來亞政府對革命採取鎮壓態度，這類活動並不為外人所知，也不足為外人道。而隨著馬來亞共產革命走向式微，相關活動隨之停頓或終止，也使這一類讀書會蒙上了又一層面紗。《返校》呈現的或許是對白色恐怖的批判，但若回歸歷史，這種「不自由」有時反而是對「真自由」的一種保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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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