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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下南洋的中國婦女中，有一群身份跟奴隸一樣的妹仔、阿姑及琵琶仔，賺錢供養私會黨和龜婆。這於來自中國的封建觀念和她們低賤的社會地位，結果成為新加坡這樣，一個開放社會中的女奴。
電影《瘋狂亞洲富豪》描述新加坡富豪階級的奢華生活，以及誇張的炫富實例。然而，這些都是先輩們離鄉、下南洋到新加坡堅持奮鬥打的基礎。關鍵評論網三月推出【東南亞華人】系列，第二週主題【瘋狂亞洲富豪沒說的事：那段新加坡華人被遺忘的下南洋血淚史】，帶讀者回顧先輩們的血淚史，以及逐漸在新加坡本土化的習俗和禁忌。
下南洋的中國廣東婦女中，有一群身份跟奴隸一樣的「妹仔」（侍女），她們雖然和「媽姊」一樣打家庭工，但是「媽姊」有薪水有自由。「妹仔」也不像「豬仔」，有還清債務，恢復自由身的一天；「妹仔」是被有錢人家出錢買斷的女子，終身為奴，沒有工錢，也沒有人身自由。
反蓄婢運動凸顯中西差異
由於新加坡和香港同為英國殖民地統治下以華人為主的城市，兩地的發展可以互相借鑒。19世紀末，香港民間提出蓄養侍婢的社會道德，認為「妹仔」相當於奴隸，沒人權、沒報酬，1921年由反對蓄養「妹仔」的社會人士成立反對蓄婢會。
但是，中國傳統社會並不認同侍女等於奴隸的說法，反而認為收留「妹仔」是善舉，可以避免年幼女童流離失所，被拐入「青樓」，甚至慘遭殺害。這一場反蓄婢運動正好凸顯中國傳統觀念與西方文化的差異。 1927年3月3日，新加坡的《新國民日報》跟進了廣東「嚴禁買賣婦女」，並施行「解釋奴婢令」，為婦女伸張正義。
經過十年的爭取後，香港政府於1931年立法改變了侍女為可以盡情利用的「工具」、侍女不可提出任何要求的觀念。在立法規定侍女領取應有薪酬的情況下，社會開始將侍女當作一門職業來看待，侍女並非一件可轉讓的物品，而是透過勞動力來換取薪金的勞動階層。侍女由以往為奴為婢的處境中獲得解放，終於享受到自由自主的權利。
香港民間關注的婦女的命運與娼妓等問題延伸到新加坡，例如「1930年婦幼保護法令」賦予殖民地政府權力來取締妓院和相關活動，「1932年妹仔法令」嚴禁侍婢交易。
數年後，這些法令逐漸見效，新加坡保良局所收留的女子人數也開始下降。隨著1942年新加坡淪陷，聖嬰女修道院（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Chapel，即現在的「讚美廣場」CHIJMES）取代保良局的管理任務。沒多久，保良局被解散，女孩們則分散到各個慈善中心。
對於這些在1930年代大批入境的婦女，殖民地政府有一套簡單的體系來確認她們是否是被人肉販子所拐帶的「妹仔」或妓女。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收錄了一些相關的口述歷史，從蛛絲馬跡中可以對證一段被遺忘的史蹟。
根據梁亞好女士的口述歷史，她18歲離開中國廣東省三水區，抵達新加坡就被送進保良局，後來由「大人」（華民護衛司）面試，問她為何來新加坡？大人告訴她，很多年輕的女子都是被壞人拐帶到新加坡來做娼妓的。梁女士回答說是自願來新加坡做家庭工的，後來由同鄉擔保，才從保良局釋放出來。
保良局由13名華人組成的委員會協助華民護衛司照顧居民的福利，護士長、老師和「媽姊」們則負責保良局的日常運作。運作資金除了來自政府撥款、華人社團與私人捐款外，也通過音樂會、歌劇表演、常年開放日、保良局「居民」的刺繡展覽等來籌募款項。
社會最底層的弱勢女子 ：阿姑與琵琶仔
被擠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弱勢女子中，還有一群主要從廣東和澳門賣到本地的妓女，俗稱「阿姑」與「琵琶仔」。
「阿姑」本來是對婦女的稱謂，後來演變成對本地從事娼妓行業的婦女的稱呼。琵琶仔屬於高級藝人，她們年輕貌美，擅長彈奏樂器，能彈能唱，賣藝也賣身。
對於這些社會底層的婦女，澳洲學者James Francis Warren、和台灣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教授範若蘭都作了詳細的研究。 翻開東方的歷史，女人往往是男人的附屬品，男人賣力氣， 女人賣身子，這群煙花女子比「媽姊」和三水女工等人更早涉足在新加坡的土地上。她們有自願的、有被典當的（六年合約）、有被賣身的，也有些是被拐帶的。
華民護衛司認為煙花女子來自4個管道：
- 來自香港和中國廣東，她們多數是自願性質。
- 被不良分子欺騙到南洋來當妓女。
- 因為家貧而被販賣給妓院。
- 妓女的孩子。她們長期住在妓院，跳不出類似母親的命運，從事相同的行業。
殖民地政府沒有阻止本地賣淫活動的意圖，也沒有意思限制女子入境從事賣淫工作。他們認為賣淫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個從中國帶到新加坡來的風俗是華人日常習作的一部分，因此打擊賣淫活動是很不實際的作法。華民護衛司要對付的是婦女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逼良為娼的強迫性賣淫活動。
雖然「阿姑」多數來自廣東，也有少數來自福建、潮州等地，但是她們必須告訴客人自己的身世跟廣東脫離不了關係，必須會講廣東話，否則就不值錢了，可能是因為長久以來，廣州是中國唯一對外商貿的窗口，廣州十三行等帶動了青樓行業，形成獨尊的品牌。
人肉販子、「龜婆」（鴇母）和私會黨組成的鐵三角利用年輕的煙花女來養活一群人。當時的妓院由私會黨分地盤收取保護費，阿姑的收入必須分出一半來供養鐵三角和繳付政府稅收，再加上拖欠的首飾置裝費，脫離妓院生活簡直難如登天。
那些受不了這種煙花生活，企圖逃走的女子，則被賣到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等地，以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真正能夠從良的女子，多數是由有錢的客人協助贖身。
許多年輕的青樓女子都無法擺脫鴉片所帶來的厄運，迷上了俗稱「長壽膏」的鴉片，結果愈陷愈深、欠債累累，只好更加努力地出賣肉體，很快的身心都受到殘害。有些受不了這種人間煉獄般的生活而選擇了卻此生的女子，通過吸取過量鴉片來自殺。
關於本地的煙花女多數來自廣東的原因，範若蘭分析道：
被拐賣的婦女大都出自貧苦家庭，年齡從嬰兒到中年婦女不等。19世紀80、90年代廣東有人「專向嬰堂乳婦領取嬰孩帶往澳門、香港發賣，另養數年非轉鬻外洋即遣作娼妓」，還有「悍婦專在嬰堂附近地方坐候，見人抱嬰送堂，聲言情願撫養為女，起而截留抱送之人，不知底細亦即交付，而該嬰未受嬰堂之育遂遭轉賣之慘。」被拐賣的成年婦女有想去外洋找工的、有去外洋尋夫的、有去外洋結婚的、有與丈夫或公婆不和而出走的，卻不幸落入拐子手中。
...被拐賣出洋的中國婦女和少女大部分被迫為妓。...新加坡是中國婦女被賣到東南亞為妓的中心，這個港口城市分布的人口販子不僅要把女孩子賣到柔佛和馬來聯邦，還要把她們賣到暹羅、婆羅洲和荷屬印度(今天的印尼)。據估計，海峽殖民地妓院中80%的妓女是被拐賣來的。
...拐賣婦女出洋是閩粵地方嚴重和社會問題，尤其是廣府地區，由於廣州商業發達，商人聚集，妓業也隨之興旺， 加之其靠近香港的地理位置，廣府婦女被拐賣出洋的現象 最為嚴重，這也是近代海外華人妓女絕大多數是廣府婦女的主要原因。
「阿姑」主要居住在牛車水、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 香港街（Hong Kong Street）等地，周圍正好是碼頭苦力和拉車夫的宿舍。
在水車街（Kreta Ayer Road）的皇家樓（戰前的洋灰建築）長大的李富強記憶中的恭錫街（Keong Saik Road）戰前已經有青樓、公館和琵琶仔館，也有富商收養情婦，因此別名「二奶街」。戰後，牛車水的溫柔鄉集中在恭錫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和若全街（Jiak Chuan Road），合稱「三街坊」，成為遠近馳名的紅燈區。
琵琶仔館「一樓二房一大廳」的格局改建成五六間小房的娼寮，接待更多尋歡客。上世紀80年代市區重建時，這個地區被「清洗」一番，擺脫了紅燈區的稱謂。
琵琶仔和阿姑做善事不落人後，她們曾經成立了一個叫做「菊芳」的組織，姐妹們沿家挨戶去賣紙花，為廣惠肇留醫院、華南水災、南洋大學等籌款。
顛沛游離還能明哲保身，安享晚年何其幸運
何桂棉（藝名月小燕）在中國廣東順德區出生，6歲時被賣到有錢人家當「妹仔」。日戰期間，跟著養母先後逃難到四川、廣州、香港，18歲那年（1940年）轉賣給「龜婆」，帶到新加坡當琵琶仔。
本來說好三年後就可以贖身，但因為日戰結束後英殖民地政府不承認「香蕉票」（為日本佔領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北婆羅洲時期所通行的貨幣），何桂棉必須多做兩年，前後五年才恢復自由身。
何桂棉叫「龜婆」為阿姨，阿姨手下有十多個會彈琵琶的「琵琶仔」， 住在德霖街（Teck Lim Road）10號的琵琶館。「琵琶仔」的生活都圍繞在酒局和客人身上，晚上赴酒局到半夜，通常酒局設在客人住的地方，偶爾在酒樓和舞廳，有時候在公館（男人打牌、消磨時間、抽鴉片的地方）。
何桂棉每個月至少幫阿姨賺兩三千塊，但自己一分錢也拿不到。當時也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想法，只覺得已經答應做滿約贖身，自己就應該盡責任幫阿姨賺錢。
何桂棉身為紅牌琵琶仔，酒局也是最旺的，每晚穿著長衫（旗袍）和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跑十多二十台。應付酒局就是坐在那裡陪客人，客人打麻將，「琵琶仔」就在後面看，有時也坐在客人的大腿上打情罵俏、唱唱歌、點香煙、遞手巾等。
那個時候，酒局的收費一般是五到十元，過夜則是五十元，慷慨的客人甚至打賞一兩百元。相對之下，打工仔的月薪只有六七元。
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尋芳客來何桂棉的房間過夜，做紅牌的好處就是可以挑客人，接的都是大老闆，而且一個晚上只接一個。雖然如此，碰到凶惡的顧客，尤其是政府人時，就只好明哲保身，將就一下了。日據時期，何桂棉幾乎被捉去當軍妓，也曾被日軍毆打，慶幸能夠死裡逃生。
何桂棉26歲那年已經恢復自由身，存了點錢，決定從良、找個好男人嫁人，當時連嫁妝都是自己準備的。她花了兩千塊錢在大世界詠春園擺酒，當晚連綿大雨，丈夫以此為藉口，連自己的喜宴都不出席。
何桂棉把錢拿來買屋子養老，但沒讓丈夫知道，怕他會隨意揮霍。果然，後來丈夫生意失敗了，欠了一屁股債，何桂棉出面替他還債。丈夫遇上車禍，健康走下坡，意志消沈，流連賭場，欠下另一屁股賭債，她才讓丈夫知道有屋業的事。那時大家都老了，何桂棉把房子首飾變賣，大家有得吃、有得用。這段婚姻維繫了42年，直到丈夫去世為止。
何桂棉身為那個年代的弱勢女子，妹仔、阿姑、琵琶仔都經歷過了。她能夠脫離煙花巷的生活，還存下一筆錢安度晚年，屬於少數幸運的例子。
傳統華人社會是一個男權為上的封建社會，如果父親不在，就以長兄為首，出嫁的女人則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父親、丈夫、兄弟、甚至家婆都主宰著女人的命運。太平盛世的時候還好，在飢荒的年代，女人被當作商品來交易，命運早就已經被裁定了。在當年時代背景下，女子被家人賣到青樓，除了有重男輕女的封建觀念之外，很意外地是我們引以為榮的百善為先的優良傳統：「孝」。
本地的社區領袖陳若錦（Tan Jiak Kim）認為這些年輕的女子賺錢供養私會黨和龜婆等一大群人是一個畸形的社會現狀。來自中國的封建思想和女性在時代背景下低賤的社會地位，很令人難過地成為新加坡這樣，一個開放社會中的女奴。
書籍介紹
本文摘自《大眼雞・越洋人》，水木作坊出版社
一部以報告文學形式書寫的民間歷史，它也是一份研究報告，重溫浩瀚下南洋的大環境，以及廣東人在新加坡留下的印記。本書相關內容已用在廣惠肇留醫院文物館（任重道遠館）和廣惠肇碧山亭文物館。
新加坡曾是英國直轄殖民地，下南洋的集散地，也是這個區域最發達繁榮的海港城市。許多當代的研究報告與文藝創作，通過中國在地的眼光來探討下南洋的大時代，《大眼雞・越洋人》的著墨點則是通過新加坡的大環境與民間記憶來回眸來時路，提供反方向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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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柏宏
核稿編輯：李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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