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慧儀｜共同採訪：周慧儀、葉蓬玲｜攝影：葉蓬玲

承上篇，馬來西亞非政府組織《兒童之聲》主席沙米拉（Sharmila Sekaran）點出執政者解決問題的「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它被這麼定義：「政府堅決執行政策的意圖或承諾，尤指不受歡迎、或無法立即成功的政策。」

先不論漫長的「解決」過程，無國籍議題的「改善」在馬來西亞已面臨重重關卡，其中之一便是執政者缺乏沙米拉口中的「政治意願」。在無國籍議題上，馬來西亞內政部長阿末扎希（Zahid Hamidi）的回應是：

「馬來西亞並不存在無國籍人士。「無國籍」指的是在這世界上不屬於任何一國、沒有國籍或公民身份的人，若無合法證件，馬來西亞並不會允許他們入境。」（2015年）

換句話說，馬來西亞並不承認無國籍人士的存在。

然而時過一年，阿末扎希於2016年表示馬來西亞境內擁有接近30萬介於1至18歲的無國籍兒童，他們在大馬出生但不具有公民身份。

反覆的態度和說辭透露出執政者不願正視問題所在，也並沒徹底了解無國籍人士所面對的現實和生活困境，因而在相關問題的執行層面上呈現出「虎頭蛇尾」的辦事態度——只要讓事情有個交代即可。

而需承擔這一切後果的往往都是最需幫助，但呼聲最細微、虛弱的那一群。

誰該為「虎頭蛇尾」負責？

據2013年《馬來西亞兒童權利狀況報告》：「為照顧極度貧困、居住偏遠的家庭，大馬政府已取消『遲辦理』戶口（late registration fee）所需的費用，以減低相關家庭的負擔。」然而時至2017年，大馬國民登記局（NRD）（同於台灣戶政事務所）網站上仍註明需收取手續費，包括罰款。

對此記者試著找尋官方公告和媒體報導卻無下文，也嘗試聯絡相關非政府組織和政府單位，但至截稿前沒有收到任何回應，是否代表這項政策為「無中生有」或已「胎死腹中」？

同樣情況亦發生在教育問題上。

2009年3月，時任馬來西亞教育部總監拿督阿里慕丁（Alimuddin Bin Hj. Mohd Dom）發文告宣佈：「即使無相關證件的兒童仍擁有受教育的權利，舉凡父母其中一人是大馬公民，以及得到村長證明該小孩是大馬公民的情況下，就可以報讀公立小學——這項法令適用於各州屬。」

可遲至今年年初——過了8年，這項通知才被廣泛傳開，造成這些年間原有機會、有資格接受教育的相關兒童被徹底排除在外。不解的是，難道這8年間大馬各州屬的教育單位、相關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收到這項來自「國家教育部總監」（KPPM）的通知？

「如果擁有好的培養和教育，你（小孩）可以想像在未來進入大學深造，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人。但是無國籍小孩不行，你不能想像你能做任何事情；他們（無國籍小孩）也會說想成為醫生、老師幫助其他人，但你知道很難，他們無法上學和考試。」沙米拉有些無奈說道。

註：至截稿前，只有吉打（Kedah）在今年初開始落實。

阿清爸爸：「我們家福星高照」

不同於其他無國籍小孩，阿清三姊弟是幸運的例外，他們並不受上述問題所擾。

阿清的爸爸不諱言在申請的過程中得到了「高級官員」的幫助，「高級官員」即是阿清爸爸工作多年所累積的人脈。因此，即便在正式出生證明仍未收到前，官員的「一封信」已讓三姊弟在求學過程中得以接受免費義務教育，醫療方面也享有和公民同等的福利。而阿清和弟弟們也已拿到大馬汽車駕照，生活並沒因「身份」不同而有太大限制。

然而，高級官員的「保護傘」仍不足以涵蓋所有的生活福利。

若想要繼續升學，阿清便必須以「印尼公民」的身份申請就讀，這代表她必須付上高昂的外國學生簽證和學雜費用。單是阿清一人便是沈重的負擔，何況還有兩個弟弟也要升學；阿清於是暫緩升學的打算，直到取得大馬公民身分。

在此期間，三姊弟正透過申請《聯邦憲法》第15條文A成為大馬公民，該條文允許任何未滿21歲者在特殊情況下申請成為公民。申請目前仍在審核階段，只要獲當局批准，三姊弟即可成為大馬公民，關鍵只在於何時才能收到這個好消息。

「會不會有其他（相關案例）父母請你幫忙？」

「當然會啊，很頭痛！馬來西亞有很多跟我們一樣的case，你要怎麼幫忙？我們壓力也很大，我們也要安排好錢，不然孩子讀書怎麼辦？人是英雄，錢是膽。」說到這，阿清爸爸也有些激動。

《兒童權利公約》下：無善盡身為締約國的責任

《兒童權利公約》（CRC，以下簡稱《童權公約》）是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籍公約，適用於所有未滿18歲之人，其最大意義在於訂立了劃時代的人權標準——兒童是權利的主體，而非國家、父母的附屬品，是繼上篇提及的《聯邦憲法》外，孩童的另一保護框架。

馬來西亞雖於1995年簽署成為締約國，但因國內實施司法雙軌制，即《伊斯蘭法》和國家法律，執行情況也相對複雜。目前，兩者對於兒童的年齡定義並不一致：《伊斯蘭法》對兒童的定義分別為男生18歲和女生16歲，《聯邦憲法》則一律為18歲，這讓馬來西亞在履行公約責任時存在著不同標準。

此外，針對公約的5大核心條款——即保障兒童最低標準的權利和尊嚴，大馬依然採取保留態度，這一些條款分別是：

• 第2條（關於非歧視）、
• 第7條（關於出生證明、姓名和國籍權利）、
• 第14條（關於思想、信念和宗教自由）、
• 第28條1(a)（有關全民義務和免費初級教育）、
• 第37條（關於嚴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以及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

即便針對未採取保留之條款，馬來西亞在實施上依然和公約有所出入。因此，《童權公約》依然難以將保護框架擴展至徘徊於無國籍邊緣、處於無國籍狀態的兒童身上，孩童利益並無因此而最大化。

《聯邦憲法》和《兒童權利公約》二大保護框架下，無國籍議題本該獲得大幅度的改善，然而卻受限於相關單位、政府狹隘的「詮釋」和有限的「行動」裡，無法發揮最大效用。

「這一切都只是單純的法律和行政問題。」沙米拉說道。

以最基本辦理出生證明的行政手續為例，她指出「假設你（執政者）知道這名孩子來自柬埔寨好了，即便他是無國籍小孩，那麼由我們（馬來西亞）幫忙該名孩子辦理戶口，因為國民登記局覆蓋率較廣。在這之後，再將這些小孩的戶籍資料收集完整交給你（柬埔寨大使館）。不管泰國還是印尼，哪個國家都好，這是解決無國籍問題的方式之一，只看你（執政者）有沒有意願。」

沙米拉在受訪時一再重申「政治意願」（Political will）的重要性，這四個字道盡了她和一群執業律師自2009年創立「兒童之聲」後，9年來的心情總結。無可否認，馬來西亞過去已逐步取得一定進展，然而執政者能做的遠遠不止如此，至少先願意正視無國籍人士存在於馬來西亞的事實。

行政疏失下，幸運和不幸的一方

採訪阿清當天正好是元宵節，訪談過程身旁不時響起零落的鞭炮聲，與沈重的「無國籍」議題有些不協調。然而，倒也不成鮮明對比，因為阿清每一次回答都是輕鬆、樂觀的，偶爾也會開開自己玩笑。

「為何只有妹妹是大馬公民？」

「這個就叫Malaysia Boleh（譯：馬來西亞能）啊！如果（國民登記局）是真的有徹底去了解，我妹妹的情形應該是跟我們一樣的！」望向書桌前正在滑臉書的妹妹，阿清笑著回答。

因為當年幫忙阿清爸爸辦理結婚登記的公務人員搞了大烏龍，阿清爸爸倖免於法律的懲罰，這是彼此不拆穿的默契；因為高級官員的「一封信」，讓阿清三姊弟順利接受教育畢業，享有和公民幾乎同等的福利；也因為國民登記局的不追根究底，阿清妹妹幸運地成為大馬公民，免去爸爸多一份奔波和操心。

行政上的漏洞和偏差，恰巧為阿清家帶來了幸運和方便，雖然三姊弟也為此奔波勞碌不少。然而，其他無國籍小孩並沒如此幸運，他們正承擔著行政漏洞和偏差下的後果，被排除於教育、醫療和法律之外，無法離開馬來西亞，也無法融入其中。

過去至今，行政上的一再疏失和執行不力，反映的是馬來西亞——我們對待「兒童」、對待「人」存在「不同標準」的方式和態度，背後亦揭露執政者和相關單位之外，國家和社會長期以來對無國籍議題缺乏「關注」和「瞭解」，以致於無法扮演更嚴厲的監督角色，進而也失去能為這些孩子做出任何「改變」的可能。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牢房的建造者。

「等待（成為大馬公民）的期間是什麼心情？」

「著急啊！但是不耐心可以怎麼辦？」爽朗的笑聲底下，阿清背後焦慮的心情仍是無法切身體會的。希望這個等待不會落空，阿清三姊弟可以早日成為馬來西亞的一份子。

本專題上篇：他們的隱形牢房：談無國籍小孩在馬來西亞的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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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2012年《馬來西亞兒童權利狀況報告》
• 2013年《馬來西亞兒童權利狀況報告》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