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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太陽花運動一週年

佔領立法院的「奇幻旅程」即將結束,但我們該繼續思考的三件事

2014/04/08 , 評論
吳象元
吳象元
從彌爾頓到中國研究,從台北到西雅圖,著迷學術的理性批判,卻更長停留在書寫行走於書本、咖啡和城市的小故事。現任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編輯

根據社會學家奧爾森( Mancur Olson ) 的集體行動理論,社會運動是個衡量成本支出的理性化過程,並會因「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而陷入停滯;就如被隔離審問的作案同夥會以認罪或沈默換取最大利益,大眾會因「他人參加與否」而對社會運動支持或卻步,也就是奧爾森所說的「搭便車現象」(Free Rider)。

畢竟,社會運動從動員到聚集已屬不易,而此次反服貿行動卻讓民眾快速聚焦研討,是議題的爭議性和急迫性解決了囚徒困境,並讓「搭便車者」願意「付費上車」。而在這行駛21天的「太陽花號」即將到站前,我們可以試著思考三個問題:社群媒體的雙面刃效應、只想收割果實的政客、台灣產業的企圖抱負。

1. 鋪天蓋地的社群媒體,是社會運動的兩面刃

1968年10月27日,倫敦市民打著反越戰旗幟聚集特拉法加廣場,隨後遊行至美國大使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遞交請願書給首相哈羅德(James Harold Wilson,1916-1995)後,活動領袖在海德公園宣布所有示威活動於下午六點結束,始料不及的是,部分參與者折返美國使館,並和警方發生衝突。

翌日,英國各媒體都爭相報導遊行為一場暴力行動。當年,甫成立的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大眾傳播研究中心,決定對本事件進行調查;內容指出,當媒體走向壟斷,會奪取公民獲得訊息的權利,而報導從大使館切入,便是將示威抹上衝突色彩,其論述的批判性與開創性,成了媒體研究的經典-《示威遊行與傳播:一個個案研究》(James D. Halloran, Philip Elliot &Graham Murdock,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Anti Vietnam War Protest

英國婦女團體在白廳(White Hall)舉著「不列顛婦女懇請停止發生在越南的殺戮」,她們正往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前進(照片拍攝時間為1968年2月18日,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半世紀後,如何在「新聞維基化」時代過濾資訊,作出判斷,成了聽者與讀者的最大挑戰。以反服貿運動為例,3月18號第一個立院現場直播,是由名為龍三的longson3000上傳UStream所開始,目前觀看人數已超過三百萬。再來還有g0v零時政府裡一群技術高超的工程師做出的網站,有更多直播、現場物資需求統計表、地圖位置規劃,以及自己的服貿自己審這個僅花6小時就上線,在上線6天就累積超過100萬的PV這個網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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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後在社群媒體(主要是臉書)的推波注瀾下,「太陽花學運」在短短十二天內便累積了號招50萬人走上街頭的社運能量,#服貿頓時成了最熱門的Hash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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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社群媒體承載了參與者的政黨屬性、對議題理解的程度差異,以及譁眾取寵的媒體報導,讓318開始的反服貿學運衍伸出323衝撞政院後的分化對立、對公權力的嚴厲批判和大眾對媒體的沉痛怒罵,開始讓焦點分散。

西班牙記者Ignacio Ramonet定義了由媒體第四權延伸的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強調的是大眾透過科技分享及時訊息,但在臉書上PO文是否等同事發現場?這也是新聞學爭執不下的議題,但假若因訊息量太多太混雜造成社會對立,豈不成了另種「囚徒困境」?

2. 勿讓政治人物收割了公民社會的努力

學生們在進入立院第100小時那天,分作22種產業組別,用審議式民主的方式,討論服貿的影響、對服貿審查過程的建議,及對自由貿易的看法。

學生們的初衷很簡單:「我們要表達什麼才是民主的實踐。

什麼是審議式民主?學者Amy Gutmann和Dennis Thompson如此定義:「當公民或其代表與他者在意見上不同調,雙方應持續地理性討論,直到雙方得出可接受的決定」,此外亦包括三個原則:公開性(publicity)、責任性(accountability)及互惠性(reciprociety),並在法律保護下尊重彼此的基本自由。

為什麼一個民主理論的解釋名詞,最後是由學生們來替我們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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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著作包括哲學、政治學、科學等 多種主題,被譽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左為柏拉圖)Photo Credit: Image Editor CC BY 2.0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出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36 BC)的《政治學》,意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個合法界定的法律體系之下結成具倫理的政治共同體」。公民社會的出現,原是為補足政治的無解窘境, 也是當政治運作犯錯之時,透過自發性組織的倡議或行動,理性獻策並喚醒大眾對公眾議題的重視。

台灣公民社會的成長,是民主化還很年輕的台灣一個救贖。從2010年-2012年反國光石化運動、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2013年309反核四運動22萬人上街、803「凱道萬人送仲丘」25萬人到今年330反服貿50萬人參與,我們看見的是上街或是在網路上討論的民眾聚焦議題,並且極力撇清跟藍綠之間的關係。

執政黨30秒讓服貿協議通過審查,事後又要求黨員噤聲而祭出黨紀;在野黨守門禁食,看似支持學生和社會運動,但又時而見獵心喜找尋政治機會。令人感嘆的是,當一般民眾紛紛翻開51頁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藍綠兩黨卻仍深陷政治口水論戰。

服貿議題的發酵,其實對國民兩黨都是警惕。公民在公眾事務上費盡苦心,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執政黨和在野黨雙雙失職,即便是剛好站對位置的在野黨,也需有所自覺,一昧依附於學生,只會突顯其視野的短淺。而低調多時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在週日(6日)跑出來宣布「先立法、再協商」,也引發了兩極不同的意見

我們需要公民社會和民主式的討論,而至於每次都準備最後來收割果實的政治人物,相信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會看清這些人的面目和手腳。

3. 我們的市場應放眼世界

在奧爾森提出集體行動理論後,社會學家John McCarthy和Mayer Zald在"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資源動員和社會運動)文中提出資源動員在社運的重要性:資源調動涉及社會支持,包括資源動員和社會運動與各種團體的連結。

醫生、律師、學術圈成為太陽花學運的重要後盾,雖然少見產業資源和這場行動有所連結,但和服貿直接相關的產業議題,卻該是這場行動下一步的討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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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成功,在於放眼世界,其布局和規模都非台灣所能相比:韓國政府大力贊助本土創業團隊至矽谷參展學習,創新科技更是國家發展政策的重心。假使今日政府政策便是倚靠中國市場,是否也該提出簽訂服貿協議之外的發展策略,而非讓產業只停留在「以Google的三倍薪水聘用」的迎戰思維,讓台灣年輕人跳脫「亞馬遜來台找新鮮肝」的自嘲心態?

服貿縱然能讓某些產業獲利,終究是短期效益,我們該做該思考的,是一個更長遠又勇敢的決定,尋找可永續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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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21天堪稱奇幻的佔領立法院旅程即將靠站,但我們希望尊重彼此、讓台灣更加民主的列車,會繼續不斷的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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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朱淑娟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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