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信宏（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研究員暨所長）

新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避免重蹈過去南向政策的覆轍，賦予新的內涵？我認為一個切入點是：跳脫過去的貿易投資觀點，轉而注入結合雙邊供需的產業創新觀點。

過去，我國主要是以貿易投資觀點來鋪陳與發展我國與鄰近國家的關係，所以形成目前在國際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型態下的「投資帶動貿易」效果和生產據點國際佈局，導致主要最終財都配合品牌大廠在海外生產，而台灣的生產與出口以中間財為主；品牌客戶對市場與成本的考量實質影響台商海外據點的區位選擇。甚且隨著台商海外生產規模放大，部分中間財的生產逐漸配合海外生產據點「當地化」，逐步削弱台灣的出口動能。

因此，即便未來有些海外最終財的生產據點可由中國大陸轉進到東南亞，台灣所能配合生產與出口的中間財可能只是局部轉向，對台灣實質經濟的提升效果依然有限；倒是有些新增的東南亞生產據點反而需要進口已在中國大陸落地生產的一般中間財。因此，「新南向政策」需要跳脫根深蒂固的貿易投資觀點，以新的角度重新檢視和營造我國與東南亞諸國可能形成的新的經濟連結關係。

在主觀上，我國希望產業可以因「新南向政策」，藉東南亞形成新的「內需市場」，這可以多方面的發揮，但不宜從供給面的角度來推動。就既有的產品而言，台灣廠商並非東南亞市場的唯一角逐者，台商大多以「性價比」取勝；而且在國際代工的架構下，是否進入東南亞市場往往不取決於台商，而是品牌大廠的決策。

反之，從產業創新的觀點來看，若要在某些領域脫穎而出，台灣各方必須結合東南亞當地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包括政府、廠商、或創新/創業者）一起創新，而且需要實質地針對東南亞當地的需求加以解題或服務，以形成新的國際創新鏈和生態系關係。另外，創新的內涵不能停留在過去國貿局推動優質平價計畫的單純修改產品的「適地化」層次。

可參考的案例包括：東元以在台灣市場測試過的電動化模組，在菲律賓協助馬尼拉政府及車隊業者將傳統高污染的Trike和Jeepney改造成e-Trike和e-Jeepney、遠通電收ETC解決方案以多元的組合進軍東南亞市場。這兩家廠商在相關領域都有台灣自己的創新實證成績，但是拓展東南亞市場也仍需結合當地新的利害關係人，和逐步克服一些市場應用與拓展的障礙；有些需要我國政府部門與研究機構給予奧援。

從政府政策的角度來看，台灣可能需要在一些領域提出對東南亞有價值的「善意特洛伊木馬」，真誠地協助對方解題但可將台灣自己的意圖嵌入其中，以形成雙方實質合作的基礎。如同現在一些外國政府駐台單位結合其廠商，想進軍台灣的離岸風力發電市場，他們也主動地為台灣提出一些規劃、人才培訓與交流的活動。我國事實上也可順勢而為，結合他們的善意作為，藉此引進所需的外籍人才或加強國內人才的培訓。

要這樣做，我國一些官方援助機制（如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或可利用的國際合作機制（如APO、APEC）可以扮演種子的角色，一方面開發和主要東南亞國家新型態合作的可能性（非一般性的慈善援助），建立對方肯定的showcase，另一方面結合跨部會資源及廠商的力量尋求擴大戰果。例如，一些東南亞政府也關切本國的就業問題，台商在東南亞發展也需要當地人才，我們或許可以營造出雙方互蒙其利的創新解。

因此，我們一個芻議是：透過官方協議，台灣與東南亞國家政府合作推動「跨國產業學院」，由我國政府結合企圖開發當地市場的台商（如連鎖加盟體系）合開「政府（或委派機構）+企業」模式的產業學院，由企業提出客製化培訓需求和培訓教材，培訓當地的人才，搭配適當的認證機制，贊助培訓的企業也可藉機尋找在當地發展所需的本地人才。

再者，「亞洲矽谷」計畫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成為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發展的基地，故我國也需要從創新與創業國際生態系鏈結的角度，加強吸引東南亞等亞太青年與台灣之創新與創業氛圍和資源加以連結。以我國的創新與創業資源協助東南亞創業家，並非只是為人作嫁，反而是以台灣作為一些東協國家的「東南亞創業推手」，一則可以利用當地青年協助我國克服文化和語言的障礙，同時也可加強東南亞新興企業與台灣經濟的連結關係；如同矽谷利用當地資源為我國及其他國家培育創業家，利人利己。

總而言之，藉著轉換貿易投資觀點，強調產業創新觀點，我國可賦予「新南向政策」新的內涵，並形成雙邊新的經濟產業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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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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