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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六四30週年:天安門鮮血帶給共產世界的勇氣

六四事件30週年:天安門屠殺是中共本質的反映,是中共歷史的必然

2019/06/01 , 評論
余杰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余杰
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國人。旅美華裔作家,政治評論家,右派與獨派,長期關注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議題。各類著作有《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1927:民國之死》、《劉曉波傳》等五十餘種。
我們與極權主義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2019年四月,我應亞特蘭大台灣同鄉會之邀前去演講。主人在一家名為「煲煲好」的粵菜館請我吃飯。

我正在跟台灣朋友談及六四屠殺的時候,在旁邊收拾餐盤的侍者(一名看上去很年輕的中國男子)突然發問:「當時你在現場嗎?」我回答說:「我不在現場。」此人立即斬釘截鐵地說:「你不在現場,就沒有發言權。當時成千上萬西方記者在北京,沒有一個人拍攝到死人的場景,根本就沒有屠殺,這是西方污衊中國的謊言。」說完他就離開了。

我還來不及反駁他說:你只需要兩秒鐘時間,從谷歌上就可以查到不計其數的解放軍殺人的照片。你既然到了自由世界,為什麼要頑固地相信共產黨的洗腦教育,不睜開眼睛看看真實的世界,不使用不用翻牆就能自由獲取資訊的網路呢?(我猜想,他整天都在使用中國的社交媒體微信)

一般而言,此類在中餐館打工的侍者,很多都是從福建偷渡到美國的「低端人口」,因為在福建貧瘠的山區活不下去,才不惜欠下給蛇頭的巨款、冒著巨大風險偷渡到美國。他們到美國,不是因為美國有自由和民主,僅僅是美國有賺錢的機會——一、兩百年前,中國移民將聖弗蘭西斯科翻譯成「舊金山」,從這個細節就可見他們的理想是什麼。習近平到美國訪問時,這些已經身在美國並拼命留下來的中國人,會貪圖中國使館發給的100美金「車馬費」,跑去搖旗吶喊,也不是因為他們有多麼愛國,而是貪圖這筆出賣靈魂的報酬。

這個看上去理直氣壯的中國人,偏偏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是「喪屍」(或「僵屍」),在電視劇《冰與火之歌》中,則稱之為「異鬼」。「異鬼」的首領是「夜王」,「夜王」操縱數不勝數的「異鬼」,一路戰無不勝、攻無不剋。現實生活中的「夜王」就是希特勒(Adolf Hitler)、史達林(Joseph Stalin)、毛澤東和習近平們。

在《冰與火之歌》最後一季中,史塔克家族殘疾的幼子、「三眼烏鴉」的繼承人布蘭告訴眾人,「夜王」要消滅「三眼烏鴉」,因為「三眼烏鴉」儲存了人類的記憶,消滅了「三眼烏鴉」就是消滅人類世界的記憶。布蘭提出一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計謀:以自己作為誘餌,將「夜王」吸引到臨冬城的神木林,再乘機擊殺之。

隨後,手不釋卷、最有學問的山姆做了一個重要的解釋:記憶就是靈魂,如果人類沒有了記憶,就與動物無異。換言之,如果「三眼烏鴉」被「夜王」消滅了,人類世界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人類都忘記了自己從何而來,忘記了自身存在的價值,而淪為「異鬼」大軍中的一員。

如果用現代科技的術語來解釋,既然「三眼烏鴉」是人類的記憶,那麼布蘭現在的記憶,包括能夠看透一切已知過去的能力,就等同於電腦搜索資料庫的能力。如果「夜王」殺死了布蘭,形象地說,就是病毒入侵了伺服器,清空了資料庫。你能想像一天早上醒來,打開電腦中的谷歌網頁,卻發現是一片空白的情形嗎?

看到《冰與火之歌》中的這段故事的時候,我就想,雖然我不是與「夜王」和他的「異鬼」大軍浴血奮戰的英雄,但我手中有一支筆,筆也可以成為刀槍。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在對我施加酷刑,試圖折斷我的手指時曾經說過:「你過去寫過1000萬字,攻擊黨和政府,破壞作用如同一支軍隊。如果我們將你的十根手指全部折斷,你就再也不能寫作了。」

感謝上帝,經歷了痛不欲生的苦難之後,我來到美國,獲得自由,繼續寫作。對我而言,寫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我把東歐精神當作重要的思想源泉。近代以來,東歐所遭受的苦難與中國何其相似。1989年以後,東歐諸國擺脫枷鎖、走向解放,中國卻仍然在專制獨裁的泥潭中打滾。這是什麼原因呢?

關鍵在於,東歐人比中國人更熱愛自由,他們成功地將苦難轉化為戰鬥的意志。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宣稱,他的寫作和他存在的理由是:「我們寫作是為了保留對於一種現實的記憶,它似乎無可挽回地跌入一種欺騙性和強迫的遺忘當中。」、「一個民族毀滅於當他們的記憶喪失時,他們的書籍、學問和歷史被毀掉,接著有人另外寫出不同的書,給出不同樣式的學問和杜撰一種不同的歷史。」、「在不自由的時期,每當我們被流言所轟炸,每一件真實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自身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存在和被宣佈為虛無和遺忘時,你寫作是為了戰勝這種毀滅。你寫作是為了否定死亡,而死亡採取了如此眾多不同的形式,其中的每一種都將現實、人類尊嚴、受難、挑戰和說真話在它手中泯滅。」我以克里瑪為榜樣,以寫作對抗極權,以寫作捍衛記憶,以寫作呼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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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4日,逾7000名學生聚集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要求政府作出改革|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蔣彥永:六四之後,就是SARS

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和六四屠殺30週年,身在美國的史學泰斗余英時表示,民主與科學理念在台灣已局部、甚至全面實現,但中共只能藉紀念五四鼓吹愛國、愛黨,可以說「六四以後就沒有五四了。」

既然「六四以後就沒有五四了」,那麼六四之後有什麼呢?六四以後,中國有的是毒奶粉、毒疫苗、偷竊產婦腎臟的醫院,關押維吾爾人的集中營和對台灣叫囂「留島不留人」的小粉紅。還有那一場誕生自中國、卻席捲全球的SARS病毒。

2019年春,再度呼籲中共正視六四屠殺的罪行的軍醫蔣彥永,又被人間蒸發。蔣彥永是將六四和SARS聯接在一起的英雄:2003年,SARS病毒首先在北京爆發,中國官方竭力掩飾真相,造成病毒向全球蔓延。蔣彥永挺身而出,說出SARS失控的現狀。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下台,成為替罪羊。之後,蔣彥永又發表給中國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以1989年在醫院搶救傷者和目睹死難者遺體的親身經歷,呼籲為六四正名。他如此回憶當年的情形說:

我是解放軍三零一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八九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六月三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

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

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十八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十二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從蔣彥永醫生的遭遇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六四屠殺,就不會用屠殺之後中共極權模式的強化,也就不會有中共對SARS蔓延資訊的瞞天過海、自欺欺人。在SARS災難中死去的中國人,並非單單死於SARS病毒,而與六四屠殺中的死難者一樣,更是死於殘民以逞的極權制度。

在台灣,有人說六四跟台灣無關;那麼,SARS災難跟台灣無關嗎?2003年爆發SARS疫情時,台灣是全世界唯一拿不到疫情資料與報告的國家。台灣從世界衛生組織那裡一無所獲,唯一獲得的協助來自美國疾病管制局。當時,台灣政府請求世界衛生組織協助,世衛兩個月之後才派團來台;請求世衛提供病毒,最後並未拿到。這兩個月時間導致台灣傷亡慘重,15萬人在家隔離,學校也關閉了。疫情過後,台灣有37人死難,死亡人數為世界第三高,僅次於中國、香港。

中國一直阻擋台灣加入世衛組織。被外界視為改革派的中國副總理吳儀在發言時說:「我願嚴正指出,邀請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是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之後台灣媒體向中國官員詢問:「你聽到台灣2000萬人的需要了嗎?」中國官員回答說:「早就給他拒絕了。」中國的高級外交官沙祖康蠻橫地說:「沒聽到大會做的決定嗎?誰理你們。」

在那場來自中國的SARS病毒的侵襲中,台灣有11位醫護人員殉職,他們的名單如下:

  • 陳靜秋,台北和平醫院護理長,2003年5月1日殉職
  • 陳呂麗玉,台北和平醫院清潔環保員,2003年5月3日殉職
  • 胡貴芳,台北仁濟醫院護理師,2003年5月7日殉職
  • 林佳鈴,台北和平醫院護理師,2003年5月11日殉職
  • 郭國展,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救災救護大隊延平分隊救護隊員,2003年5月15日殉職
  • 林重威,台北和平醫院醫生,2003年5月15日殉職
  • 林永祥,高雄長庚醫院內科醫生,2003年5月16日殉職
  • 鄭雪慧,台北和平醫院護理部副主任,2003年5月18日殉職
  • 楊淑媜,台北和平醫院護理書記,2003年5月28日殉職
  • 蔡巧妙,台北和平醫院醫檢師,2003年6月13日殉職
  • 簡惠珍,台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長,2003年10月13日殉職(插管後成植物人,6個月後於家中過世)

他們死於中共發動的這場靜悄悄的屠殺。中國除了帶給台灣SARS,還帶給台灣什麼呢?今天那些宣稱「兩岸一家親」的台灣的政治人物,敢於面對這張殉職者名單嗎?那些投票給柯文哲、韓國瑜的台灣人和即將投票給郭台銘的台灣人,知道自己是投票給正在崛起的「夜王」的代理人嗎?知道自己與「異鬼」的距離有多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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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
為什麼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反對香港支聯會的愛國口號?

五四運動100週年之際,余英時教授在接受香港和台灣的媒體的訪問時,特別告誡台灣人說,中共政權是台灣面臨的最大威脅,但台灣民眾不了解,認為要賺錢必須和中共妥協,「那就看你要妥協到什麼程度,如果妥協到政治上都不顧的話,我想台灣將來就會變成第二個香港。」同時,他也對香港人紀念六四的方式提出批評意見:「港人每年都追求『平反六四』,思想上已經走錯路了,希望這種『皇帝開恩』,永遠不會有民主的。」

其實,在如何紀念六四這個問題上,香港的傳統泛民與本土派早在2013年就產生了激烈爭論和分歧,並將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也捲入其中。

當時,香港支聯會沿用多年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的口號,不但遭到香港本土派人士的抗議,丁子霖也表達了不滿。丁子霖聲稱,她向支聯會表達了對口號的不同意見以後,遭到支聯會常委徐漢光以電郵方式辱罵她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直接侮辱她的人格。對此,丁子霖憤怒地反駁說:「這樣一個民主機構,但行事方式卻這麼不民主,以這樣不民主的態度來對待我,我提點意見,你就把我說成這樣子。我看他們轉來的一些東西,我看人家(本土派)提的意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啊。」丁子霖指出,「愛國」已經被中國政府曲解為「愛黨」,因此她批評支聯會採用「愛國」為口號「愚蠢」,並要求支聯會反思。

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支聯會向丁子霖致歉,希望繼續合作,促進調查六四屠殺真相和問責。徐漢光已經寫了道歉書,強調相關言論只是個人意見,並提出引咎辭去支聯會常委的職務。李卓人強調,支聯會認為愛國的定義並不是愛共產黨,而是愛民主和普世價值,希望得到丁子霖的理解。支聯會並決定,六四燭光晚會棄用引發爭議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口號,聚焦「平反六四,永不放棄」。

對於這一場爭論,香港本土派獨立評論人盧斯達評論說:「丁女士人雖身陷中國,看事情居然比安居香港的一眾支聯會大佬還透澈。當然,因為葉公才會好龍,因為安居香港、家人拿著英美加澳護照,才有苦戀中國的本錢。」這也是台灣的現狀:在台灣,口頭上聲稱最熱愛中國及中國文化的,是一批享受著台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自己或家人持有西方民主國家護照的「高級外省人」。

共產黨早已將愛國定義為愛黨,試圖區分黨與國並保持愛國而不愛黨,只是一廂情願的夢囈。跟丁子霖一樣,我也跟某些所謂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發生過類似的爭論。前幾年,在華盛頓中國使館門口舉辦的紀念六四晚會中,我應邀發言,談到六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貧弱蒼白(當時的學生和市民的口號、歌曲以及自治組織的建構方式,幾乎都是來自於共產黨),以及多年來紀念六四的活動缺乏自我反省和精神突破(很多活動已然淪為少數人一年一度應景的表演,只有到了紀念日這一天,他們才露面,並慷慨陳詞)。

我也將共產黨的六四屠殺與國民黨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共產黨對藏人和維吾爾人的屠殺以及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屠殺等相提並論,期盼在全球範圍內、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中,來紀念、思考和超越六四。

結果,我的話音未落,立即有民運大佬高聲反駁,不讓我講下去。我不得不指著對面中國大使館的大門反問說:「那裡面的人不讓人講話,你們既然想跟那裡面的人一樣,乾脆就走進去加入他們,為何在外面裝模作樣地反對他們呢?」從此以後,我不再參加此類紀念活動,而以「一個人的紀念」來守護「一個人的六四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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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對六四的反思:解構中共並解構中國,正當其時

如果中國人每一年的紀念六四的活動(推而廣之,也包括台灣人每一年的紀念二二八的活動)都只是年復一年地譴責、咒罵兇手,歌頌、讚美死難者及其家屬,這樣的紀念究竟有多大的價值呢?

30年後,對六四的記憶和紀念,理應錘鍊出深邃的反思精神,這些反思精神進而結晶為解構觀念:解構中共並解構中國,正當其時。

首先是對中共的解構:我們必須意識到,六四屠殺對於共產黨而言(正如二二八對於國民黨而言),乃是其統治方式的常態,而非偶然或異常。

很多所謂的體制內改革派或開明派以為,六四是中共歷史的斷裂,六四是中共統治方式的脫軌。如果沒有六四,中共的「自改革」早就成功了。這種想像中的「自改革」之路,或許像亞洲的台灣和韓國,或許像蘇聯和東歐國家,是自上而下、自內而外、低暴力的民主轉型。

如果六四屠殺30年之後,中國反對陣營的主流仍是這種看法(事實確實如此),那麼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六四死難者的血算是白流了。我必須指出的一個事實、一個常識是:六四屠殺是中共本質的反映,是中共歷史的必然邏輯。中共自建政以來,從未停止過殺人,殺人乃是「一向如此」,六四只是其中規模較大(遠非最大)、且不加掩飾的一次殺人而已。

而且,在六四之前,從來沒有一個「無比美好」的80年代,只有一個對知識分子階層而言「弓弦稍微鬆弛」的80年代,是鬆是緊,中共可收放自如。80年代,中共掀起嚴打運動、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共對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鎮壓,是血雨腥風式的,並不比文革「進步」多少。

六四期間,除了劉曉波和三名汙染毛澤東像的湖南勇士之外,極少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存有徹底否定、顛覆中共政權的想法。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等三勇士在汙染毛像的同時,將一巨大的橫幅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然而,當時佔據廣場領導權的高自聯卻通過「民主投票」的方式,將三人「扭送公安局」。按余志堅回憶,是一個6:5或7:6的投票,僅多一票就決定了三人悲劇性的命運。至今無法確知哪些人參與了投票,也沒有一個投票者站出來道歉和懺悔。

六四屠殺之後30年,余志堅已英年早逝,喻東嶽受盡折磨精神失常,三勇士的思想觀念在中國卻仍是空谷回音。因發表批評習近平的文章而被譽為「中國良心」的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一邊呼籲中共平反六四,一邊對「總設計師」(網路上有人稱之為「總射擊師」)鄧小平大唱贊歌;一邊譴責六四屠殺,一邊又肯定殺人數量可能比六四更多的「嚴打」運動合理合法。許章潤點名批評習近平的勇氣固然可嘉,但其半文半白的文風及宏大敘事、其對中共實現「良治」的幻想、其「公車上書」的行為模式,充滿了克里瑪所說的「陰溝中的氣味。」如此「法盲」的法學教授,被看作體制內最有風骨和睿智的知識分子,只能說明六四之後30年來中國知識界思想境界「集體跳水」到了何種程度。

在我看來,反思六四,絕對不是對中共體制內出現「良性力量」抱以不切實際的期待,乃至天天跪求中國出現蔣經國或戈巴契夫式的人物,以完成胡耀邦和趙紫陽未竟的「改革」(其實,胡趙在位期間並未實施任何制度性的改革)。他們在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都曾投射了此一期待,甚至習近平剛剛接班時他們也將其看作「一代明君」。

反之,真正的自由人必定以將中共掃進歷史垃圾堆為一生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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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其次是對中國的解構: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共和中國、中共和中國人民是一體的,只反對中國共產黨,不批判中國的國民性,不解構2000年一以貫之的天朝帝國傳統,下一次的六四屠殺還在某一個歷史關口會施施然地發生。

30年前對著學生和市民開槍的士兵,難道不都是跟鄧小平一樣的「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的這一自我定義過於矯情,但如機器人一般「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士兵,確實大半都來自貧苦農民家庭。我在被非法軟禁和綁架期間,多次受到既無理性也無情感的、宛如「異鬼」的武警士兵的酷刑折磨——他們在折磨我的時候,他們作為「低端人口」的父母和親人正在被中共以另外一種方式凌虐。

如果你有足夠的誠實,你就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普遍的「異鬼化」。在1989年五、六月間,出現了數十天的「廣場效應」,如《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所說,「北京市民乃至全國民眾,奮勇上街,保衛、聲援、照料學生,是中國人善良的大展現。」然而,對此不可過於樂觀,「廣場效應」如同吸毒者的亢奮,一旦時過境遷,人們便虛脫般地跌倒。

六四之後30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變得跟共產黨一樣壞,走上了一條「精神同構」之路——那些在社交媒體上威脅要殺死、強姦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生會會長、藏族女孩拉莫(Chemi Lhamo)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都不是共產黨員,共產黨也沒有槍逼著他們幹這樣的壞事,他們比共產黨更善良嗎?蘇曉康指出:「大屠殺將中國撥上自毀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個『王朝末日』,山河汙臭、社會腐敗,雖然於無聲處發聵之言不絕,而民眾「歲靜」不醒,中華民族不是『向何處去』,而是毫無出路。」

很多西方政治人物在批評中國時,都小心翼翼地區分說,「我批評中國共產黨,不反對中國人民」。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共同主席、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在一篇對中國措辭嚴厲的演講中首先澄清其立場:「我只針對中國共產黨,也就是中國政府。我對中國人民非常欽佩。我的批評也絕不針對中國文化。中國人民的利益跟美國的核心利益相吻合。」曾擔任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核心智囊的美國保守派活動家巴農(Steve Bannon)在一篇投書《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說:「美國對抗的是共產黨,而不是中國人民。中國人民持續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我想,這是美中對抗裡,最讓人感傷的一點。」

這種將中共與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區隔的作法,邏輯上無法自洽,是典型的掩耳盜鈴。難道中共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孫悟空嗎?為什麼同樣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更加殘暴和腐敗呢?中國共產黨高達8000萬的黨員,難道不都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甚至是所謂的菁英)嗎?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就是由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這「三重爛泥塘」孕育的「惡之花」。這樣一個傷天害理、惡貫滿盈的中國,不可能順利實現民主化。與其幻想中國民主化,不如從此刻起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解構大一統、大中華的帝國意識。當世界上沒有中國而只有「諸夏」的那一天,人類才能享有免於恐懼(被異鬼大軍統治的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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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六四30週年:天安門鮮血帶給共產世界的勇氣:

從東歐民主化走向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且看似與遙遠的中國毫無關係。但六四事件的震撼,卻催生東歐人民力抗共產政權的勇氣,其中東德倒台前夕的萊比錫大遊行中,民眾所高呼的口號最具代表性:「記得天安門!」東德當局曾以這句話警告民眾,遊行抗議可能會遭到血腥鎮壓,但民眾也以這句話回應政府,粉碎當局的鎮壓企圖,終使柏林圍牆倒下。六四事件爆發的時間點,是共產世界土崩瓦解的指標,對中國、東歐、蘇聯與美國,都有不同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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