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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六四30週年:天安門鮮血帶給共產世界的勇氣

血染天安門:解放軍人憑著良知拒絕開槍,但中共施加的壓力堪比納粹

2019/06/03 , 評論
Raphael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Raphael
作者本科念法律,博士專攻政治哲學、中國研究。會點小提琴、喜歡圍棋;半夜常吃鹽酥雞,陷入減肥永遠不成的惡性循環難解。

三十年一般咸被當成一個世代,另方面也是小孩從幼及長、是血案漸漸模糊不為人知的時程。

要說六四能談的有許多,眼下可見諸多慢慢出土各式文件,漸漸拼湊於有心人奮力不懈的長久努力,這個不容忘記的青史塚、無從以單篇文章徹底盡述,本文擬就兩個視角申論反思,分別乃1989年戒嚴當時、少數幾位抗命拒絕帶兵屠殺學生的將領來開展;其次從六四血染天安門後,全球群起批判、外交封鎖中國當耳,時美國國安高層卻銜命秘密飛往中國談判一事以敘論。

血染六四與中央政治局常委

首就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布略析。現在眾所皆知的,當年趙紫陽、胡啓立兩人反對戒嚴,而自稱「我是烈士後代,北京必須戒嚴。」的六四屠夫李鵬則是情緒激動態度強硬的另端;再又時任軍頭的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則亦傾向「穩定」、遙奉中南海勤政殿主人鄧小平吩咐。

就文件爬梳,我們還知道遲浩田坐鎮西山指揮所,羅幹、周依冰負責「清場指揮部」,再又保守派大老喬石和王岐山岳父─當年常委姚依林也係要角。今天我們從諸如《李鵬六四日記》、〈四二六社論〉連串爭議和筆戰,還有中央政治局相關文獻不難明白趙紫陽等當年身陷困境。

四川老頭拍板中南海

若跳接結論,我們或可率爾但不誇張地說,鄧小平就是那個拍板對學生開槍的人,當然現在我們知道他還特別問了保守派元老陳雲和李先念,這樣的做法也不盡然全是尊重、而是要確保各路人馬都參與槍殺學生這個決定。鄧小平決定戒嚴後李鵬、喬石立馬發言贊同,眾人附和下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留下紀錄的說:「對常委大多數人的意見,我只能組織服從,但是我保留意見。」這是三十年後已然全景外露的政治局常委會紀錄,也是立場傾向學生、後來「辭職」並被軟禁的趙紫陽最後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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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抗命開槍的解放軍將領

承上以論,前揭有關抗命拒絕揮軍入城事,或可以解放軍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和第39集團軍116師師長兩人為代表。就徐勤先將軍為例,時北京軍區召開緊急會議,李來柱副司令宣告戒嚴命令即為徐將軍當場抗奉、稱是:「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後更以中央軍委會第一副主席趙紫陽未簽字為由、拒絕到底。徐勤先將軍是當夜北京軍區第24、27、63、65等軍團外唯一自主意志抗命軍頭,這事隨即上達天聽至鄧老,稱病躲進軍區總醫院的徐勤先立即遭撤職並逮捕,接著是開除黨籍送入秦城,徐將軍後來談及此事曾經說道:「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同此邏輯39集團軍116師師長許峰將軍也然,六四當夜許師長率著他的軍隊狂繞北京近郊、堅不入城,後來許峰下場同樣遭撤職並逐出解放軍。這樣的良心運發,比之當時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李丹、英勇決然用英文向全世界傳播北京當局兇殺人民悲劇,同是一般。

拒絕「不法」的選擇和義務

為什麼說這些呢?本文想討論的係一般咸負服從上級義務的軍人或公務員,在哪些狀況或何種極限下得有不服從命令之抗命依據。依德國法制言,人性尊嚴捍衛、不合軍事目的性、甚或違反國際法都可作為抵抗「違法的命令或法律」等準繩。這類判斷所由交付部屬審查當然很是困難,但在國家法政明確崩壞、憲法裂解時刻依舊可行也當行。

軍人或公務員執行上級命令而遭訴追,最有名的例子無非1991年9月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德國統一後柏林法院判決一位柏林圍牆守衛有罪、他的犯行為射殺企圖翻越柏林圍牆,投奔自由的東德人。當然這幾位守衛的律師嚴辭辯護、據之射殺行為單純奉命行事於法律有據,無由相繩。這個案子開槍的守衛最後仍遭判刑三年半入獄、不得假釋,法官在判決書中寫到核心的一點,縱然身處軍旅承命上級,但是該名圍牆守衛「有把槍口往上一吋的自由。」

「惡法亦法」與賴德布魯赫

再往深裡說,這是一個法律哲學的問題,這牽涉「惡法亦法」究竟對否?在所謂「實質意義法治國概念」又該怎麼鑲嵌國家權力?當然有人會說如實討論落土中國顯得無稽,我也承認德國內蘊深厚法學傳統難和獨裁中國相提並論,但以六四事件為例,你我就真真切切看到秉持良知或道德直覺而抗拒射殺自己同胞的軍方領袖。在威權高壓北京政權眼底,這些軍人承受的壓力不下二戰期間帥氣軍服下的無良納粹。

簡單稍說法律哲學、這關乎受命顯然「不法」之實證法律的公務員何去何從。鼎鼎大名舉世盈盈的德國法學大儒賴德布魯赫有所謂「賴德布魯赫原則」(Die Radbruchsche Formel)就是這個領域相關經典討論。賴德布魯赫一輩子著作等身,但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即是1946年八月登載《南德法學報》(Suddeutsche Juriten-Zeitung)發表的「法律上的不法與超法律的法」(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易言之,賴德布魯赫認為像納粹法律這樣達到「無法容忍」的程度就形同「不法」,而失去其法效力。這樣沒有拘束力的「不法」法律或命令,公務員自然沒有服從義務。當然何謂「無法容忍」這在法哲學有深究討論,在前述「賴德布魯赫原則」也以實證法穩定為先行要件,相關論述深邃此處不贅,引此是想說明儘管在高壓威嚇的政權魔掌下,公務員依舊有可能、或者說特定情境下有義務對抗「不法」命令,對抗的模式或強度容或多元,對抗的原因可能來自康德式良知或簡單人性反射,總之這是我們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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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六四後美國國安顧問密訪北京

除了公務員抵抗「不法」以外,本文上面還提到了六四「以後」國際情勢,尤其是美中關係的觀察。

1989年天安門流血、滿城年輕學子屍體遍布畫面,透過媒體鏡頭傳達至全球,這引起了包括美國人民在內各國政府與人民怒火,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受禁運與貿易制裁多方圍剿、外交孤立態勢甚明。詎料領銜打擊的美國政府居然在之後被發現,於1989年血案當月的30日就派出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偕同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密訪北京,私會鄧小平並談妥部分中美長期合作。由是可知時剛上任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公開的義憤填膺、重裝封鎖與中國往來……等,皆是政治辭令和表演,外交多元性的預留所有現實可能才是正辦,人權議題和死了幾千個中國大學生也攔不住美國整體利益的佈局。

老布希國安「八人小組」的逆風而行

依本文見解,國際關係當然不若許多人所想簡單立基「現實主義」,多元折衝運籌中反芻、常常出人意表,甚難簡率以利益衡平。不過在這裡、在1989年北京屠殺剛剛發生的當下,我們看到了曾經駐節北京多年的老布希「逢低買進」、逆向操作的外交手腕。不僅史考克羅、季辛吉在1989年7月30日的《洛杉磯時報》發表文章道:「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首都主要廣場,被數萬示威群眾佔領八個星期,封鎖政府重要機關前區域」(此處季老筆誤,應為七個星期)。

老布希政府外交決策架構乃以「八人小組」為決策核心,老布希親信貝克(James A. Baker)和史考克羅厥為兩端箭頭,從最最著名影響世界的兩階段「戰略武器裁減談判」,在到六四天安門後不久,猶豫要否干預巴拿馬政變擺盪來回皆可一併觀察。事實上天安門學潮發生時刻,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正在北京訪問,我們回首1989年至1991年間國際情勢迅速劇變的幾項發展,或許就能部分釐清老布希政府不惜踩在全球制裁浪頭,也要秘密接觸滿手鮮血鄧小平政府的原因。

實例而言,六四以後美國政府凍結原本出售予中共解放軍、總額數億美元的雷達和魚雷,老布希當時透過白宮記者會親口宣布終止軍售,而美國政府也「責成」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不再放款中國,這在當時未成鈔票帝國的中共來說是沉重打擊,前面提到的終止軍售後來也造成中國轉而向前蘇聯軍購、此中複雜多重正乃國安老手史考克羅密飛北京關鍵之一。

死亡寓言與生命救贖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構思十年,一生中唯一著作《德國悲劇的起源》堪稱存範後世無疑,這本1920年代到現在仍被反覆捧讀的好書著眼最重要概念無非「寓言」(Allegorie),班雅明說,這本書是「為了一個被遺忘和誤解的藝術形式之哲學內容而寫,這個藝術形式就是寓言。」在巴洛克式德國悲劇裡面,屍體和死亡投射的乃是「寓言」作為一種贖救功能的意象,在悲劇中、面向人世慘劇和認清普遍庸俗的透徹,才能掌握從廢墟冉冉而起、生命獲得救贖的微光。班雅明還寫到:「死亡不是懲罰而是清償,是一種將有罪的生命歸順於自然生命法則的表現。」同此循線、一個比較哲學性的討論是作為一個人或者國家,到底依據什麼存活而往?若要明確涵攝如今,則「民主不能當飯吃」或是「人權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廉價想法都該被早早拋擲,反省再三。

最後容我提起《浮士德》,但不是要老套的提挈和魔鬼簽約云云。我想說的、是曾經著迷於煉金術的歌德,他當初入手並開展《浮士德》這古老故事,正是由於故事法術中的黑色光暈,這光暈表徵越過普遍人類侷限的想望,想透過煉金術和魔法引申對於「自由」的懸念無限。

故作為一個人或是國家若能「成為自己」,從而意志所指範疇自然內蘊「存有」、自然彰顯意義花朵。

這樣看似玄奇的哲學性說來不難,沿路往下遇到的無非「選擇」。選擇要否承攬惡性;要不要承命長官向手無寸鐵學生開槍;又或者是選擇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和國家。

而這樣的「挑戰」非僅落點六四事件30週年反思,更在面對中國邪惡併吞意圖的台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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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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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週年:天安門鮮血帶給共產世界的勇氣:

從東歐民主化走向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且看似與遙遠的中國毫無關係。但六四事件的震撼,卻催生東歐人民力抗共產政權的勇氣,其中東德倒台前夕的萊比錫大遊行中,民眾所高呼的口號最具代表性:「記得天安門!」東德當局曾以這句話警告民眾,遊行抗議可能會遭到血腥鎮壓,但民眾也以這句話回應政府,粉碎當局的鎮壓企圖,終使柏林圍牆倒下。六四事件爆發的時間點,是共產世界土崩瓦解的指標,對中國、東歐、蘇聯與美國,都有不同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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