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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六四30週年:天安門鮮血帶給共產世界的勇氣

親華情結、樂觀主義——如何理解美國的六四政策?

2019/06/04 , 評論
黎蝸藤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黎蝸藤
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近年專注東海南海歷史與國際法、美國政治外交、以及東亞國際關係。部落格:http://lwt2017.blogspot.tw/

今(2019)年是六四事件30週年。六四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包括日本,下同)制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下同),但制裁只維持了兩、三年。1992年開始,西方國家解除了大部分制裁,只保留了高科技和軍事輸出的限制,歐美日資本大舉進軍中國,開始齊齊進入「中國發大財」的年代。

如何評價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這種政策,一直備受爭議。早期爭議集中在「人權」和「道德」層面,在很多人權支持者批評,美國沒有堅持與「獨裁政權」劃清界線,沒有繼續強硬制裁迫使中國改變,令中國至今人權狀況還沒有改善。從去(2018)年貿易戰開始,美中關係面臨轉折點,今年更有新冷戰的危機,爭議進一步擴大到地緣政治和全球秩序層面,指責者認為,美國當年「養虎為患」:養肥了中國,培植了一個足以威脅美國霸權的對手。

這些指責不能說沒有一定道理,但事後諸葛亮,單純指責前人總是相對容易的。回到30年前的現場,追溯這種政策的根源,就可知道美國政策並非沒有本身的脈絡。

首先是領導人的因素。當時的美國總統正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老布希(George H. W. Bush)。他是戰後唯一有親身中國體驗的總統,曾在1974至1975年之間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Liaison Office),相當於後來的大使。老布希不顧國會反對,延長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中美關係在六四事件後沒有惡化,而且短短幾年之後就解凍,老布希是最大的「功臣」。

老布希這樣不是沒有原因的。對上,他和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代領袖都有深入接觸,「明白」和「理解」中國的辦事方式。老布希與鄧小平有私交,明白鄧小平的強硬,認為鄧小平能控制中國局勢,也不相信美國能推翻鄧小平的政權。他知道「面子」對中國人的重要性,如果過於批評中國,讓中國領導人沒有面子,事情就不好辦了,故一向反對往中國極限施壓。

對下,老布希當年在北京,經常和夫人芭芭拉(Barbara Pierce Bush)一道踩自行車走遍大街小巷,對中國普通人民有深厚感情。他認為,如果過於懲罰中國,以致取消最惠國待遇的話,懲罰的是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國政府。老布希不希望中國放棄開放政策,原因是他認為中國只有開放,與外交接觸,人民生活才能變好,才能繼續走向民主。他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府依然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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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老布希(右)訪問中國,拜會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鄧小平(左)|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其次是美國的親華情結。老布希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事實上,美國人是西方人中親華情結最濃厚的國家。

應該說,在19世紀後期,美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態度都不好。19世紀末出臺的《排華法案》就是「黃禍」恐懼的例子,拳民事件延續了「黃禍」思潮。美國人的思想改變在1917年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同情弱小民族的綱領之後。1917年和1922年,美國相繼推出了《移民法》和《卡貝爾法》,扭轉了移民問題上對亞洲人的歧視。但即便在1930年代之前,美國媒體筆下的中國大都是落後、古怪的國度。

1930年代是一個轉折點(Erin Pattison,Changing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1930s America),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美國媒體讚揚中國「反共」)、日本侵華(九一八事件)後對中國的同情、美國在經濟危機後與中國經濟關係的加深等因素,加以在中國生活的美國傳教士和文化人對中國人民持之以恆的讚揚(以賽珍珠〔Pearl S. Buck〕的諾貝爾獎獲獎小說《大地》為代表),美國媒體開始轉變了對中國的態度。在整個社會上充滿對中國人這種「弱小民族」的同情,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好感。

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美國人的親華情結。現在熊貓是中國「和平外交」的象徵,但這種形象不是天生如此的,而是後天塑造出來的。美國就是這個形象最主要的塑造者。西方喜歡熊貓的風氣由美國帶起,而且至今也沒有一個其他國家的人對熊貓的喜愛可以和美國人相比。1936年,一隻熊貓被帶往美國引起全民熱潮,這在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出現。當時在中國也沒有多少人知道熊貓這種動物(更遑論喜歡熊貓),「熊貓是可愛的」的意識實際是從美國進口的舶來物。1941年蔣宋美齡展開「熊貓外交」的對象也是美國。1971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中國贈送的熊貓在美國引起熱潮,才推廣了「熊貓外交」這個詞。這樣才逐步塑造出「熊貓是可愛的中國友誼大使」的形象。

理解美國傳統上對中國人(而不是中國政府)的親華情結,對理解美國的六四政策非常重要。在30年前的美國人看來,中國人是悲慘地被一個「壞」政權統治,是值得同情的對象。美國收留了很多真正的政治避難者,也慷慨地給予很多並非真正的受迫害者永久居留權(俗稱六四血卡),但更多的受難者還在中國。制裁中國「懲罰的是中國人民」,並非老布希一個人的見解。

與之對比,美國人對朝鮮人的感情就沒有這麼深,所以沒有什麼輿論會認為「制裁朝鮮就是懲罰朝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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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第三,從人權的角度。中國現在貴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還強調「人權首先是生存權」,當然令人覺得諷刺。但在當年,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這套說法並沒有這麼抗拒。因為當年中國真是非常貧窮,人均GDP在1989年剛剛突破300美元(310美元),尚不如印度(347美元),不足全球人均GDP的十分一(當年以美元計價為3868美元)。很多中國人吃不飽,穿不暖,營養不良,連基礎教育也無法完成。

客觀而言,在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看中國人的貧窮狀況,和現在中國人看一些非洲最窮國家的眼光沒有多少差別。於是他們認為,貧窮還是中國最大和最迫切的問題。此外1980年代,美國人關注的主要人權問題還有計劃生育和棄嬰等等,很多美國人收養中國兒童,而這些問題的根源至少在美國人看來,也還是貧窮。對當時中國這種貧窮的國家,先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在實踐民主與人權方面可以遲滯一些、寬容一些,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從鄧小平訪美開始,美國人對鄧小平的印象一向不差。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堅持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六四後經過兩、三年治理整頓,鄧小平在1992年以「普通黨員」身份南巡,喊出了「誰不改革開發誰就要下臺」的口號,繼續改革開放。這讓鄧小平重新在西方受到高評價。如著名教授中國研究專家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鄧小平時代》中的說法,六四事件是鄧小平一生的污點,但總的說來是「八分功,兩分過」。

第四,從國際形勢的角度。國際形勢與今天非常不一樣。在1980年代,美國最大的敵人是蘇聯,而不是中國。中國當時反而是美國對抗蘇聯的盟友。1987年美蘇達成《中程導彈協議》之後(1988年6月生效),美蘇對抗走向緩和,但美蘇對抗的大局依然沒變。美國依然執行以蘇聯為對抗目標的國際大戰略。

在某種意義上說,六四事件的時機對中國政府是「幸運」的。它發生在東歐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骨牌式的倒臺之前(俗稱「蘇東波」),而蘇東波緊接著六四事件,很快就轉移了國際注意力,也分散了對中國的壓力。當時,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對「蘇東波」都毫無準備,或者預料到六四之後,東歐國家會有反政府浪潮,但沒有預料到規模這麼大,顛覆這麼徹底。西方國家雖然對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改革讚譽有加,但也沒想到蘇聯在這一系列事件中真的撒手不理,順利地讓東歐人民走向民主。可以說,對西方而言,這實在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於是此後美歐都在忙於推動兩德統一和結束冷戰,中國事務只是次等重要。在西方國家中最積極關注中國事務的,大概只有英國了(因為香港回歸的緣故)。

冷戰結束之後,西方普遍有一種樂觀的情緒:連龐然大物蘇聯也倒下了,全球民主化也指日可待。著名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認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這個後來被穆斯林和中國人不斷「鞭屍」的斷言,正是這種樂觀情緒的反映。

在樂觀情緒的影響下,當時實力尚非常弱小的中國,實在沒有進入西方國家「必須繼續制裁」的考慮。「接觸政策」和「吸納中國」,也都正是這種樂觀主義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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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6月4日一夜的鎮壓,大量的死傷者倒臥在廣場上。在中國官方的消息封鎖下,仍有部分官方支持者堅持,軍方並未在天安門鎮壓行動中大肆殺戮|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第五,資本的貪婪。中國人多和貧窮,但也正因如此成為可供開發的新興市場,推銷西方產品。隨著全球化推進,在中國設立工廠,利用中國工人的低工資、低保障、低環保要求以及高稅務優惠等,都可以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這兩點也都是西方資本不願意放棄中國的重要原因。在柯林頓(Bill Clinton)時代,經過幾年「人權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遊戲之後,更讓中國進入世貿,直接放棄了人權的要求。這是資本推動政策的最好說明。

第六,政策的視野和偶然因素。事實上,沒有一個政府的政策能看30年這麼長遠。美國更不可能,因為總統最多只有八年。美國制定政策的跨度最多只有20年左右。一項政策能否延續下去,更多地取決於後來者能否在這個方向上繼續推動,是添磚加瓦,還是揭瓦拆墻。當中有太多不確定因素。

在2009年前後,中國輿論場上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中國企業是否要「幫」印度建設高鐵。有人認為,這不但能賺錢,還能擴大中國在印度的影響。有的人則認為「中國和印度必將一戰」,幫印度搞基建,就是養肥印度對付中國。十年後,事實擺在眼前,中國不但願意「幫」印度建高鐵,中國手機等新興產業還把印度視為最重要的新興市場下大力經營,「幫助」印度發展電訊產業。這種爭論和現在的「美國是否養肥中國」很相似。最後的結論也都差不多,資本的力量很大,沒有一個政府能做出跨度這麼長的決策。

在這30年閒,中國經濟能始終保持高速增長就是一個奇蹟。這種增長速度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美國經歷前所未見的九一一事件、小布希(George W. Bush)要開打兩場戰爭,也相當偶然。2008年的金融海嘯破壞力之大更難以預料。在金融海嘯之後,中國經濟依然強勁增長,以致中國在這十年間一朝暴富,短短十年閒就能挑戰美國,這不但在1990年是無法想象的,就連在2009年也沒有多少人會這樣樂觀。美國或許在2009年就應該「遏制中國」,但偏偏自己也處於虛弱的狀態,實屬有心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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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歐民主化走向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且看似與遙遠的中國毫無關係。但六四事件的震撼,卻催生東歐人民力抗共產政權的勇氣,其中東德倒台前夕的萊比錫大遊行中,民眾所高呼的口號最具代表性:「記得天安門!」東德當局曾以這句話警告民眾,遊行抗議可能會遭到血腥鎮壓,但民眾也以這句話回應政府,粉碎當局的鎮壓企圖,終使柏林圍牆倒下。六四事件爆發的時間點,是共產世界土崩瓦解的指標,對中國、東歐、蘇聯與美國,都有不同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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