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稿：李沂霖、黃立萍、陳群智

殘響，原指聲源在空間散發時，聲波經過不斷反射、吸收，並隨著時間而逐漸遞減至人耳聽不到的頻率。導演陳界仁認為，我們亦可將殘響視為是每個「事件」中，各種具差異的「意識殘響」的後延狀態，關鍵是我們如何讓這些幽微的「意識殘響」被看見與聽見。

他認為藝術可真正開展的政治性，不只限於再現現實，尤其當事件似乎已成「定局」後，藝術可以從看似已無法改變的現實中，重新打開其它辯證空間的可能。從《凌遲考》（2002）開始，陳界仁除關注各類社會議題，並以混合錄像藝術、實驗影像和行動藝術等手法，不斷探索如何生產「無法被消解」之記憶、想像與行動的實踐方式，換言之，陳界仁更關注如何從各種不可能中「生產事件」，而非再現現實。

在《殘響世界》中，陳界仁帶著觀眾重回樂生院殘餘院區及其周邊環境，通過沈靜的長鏡頭和游移於黑、白、灰的光影，讓觀眾再凝視這塊創傷之地內，某些微小卻具有另一種動能的人與事。《殘響世界》入圍本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國際競賽與台灣競賽，以下為與陳界仁導演的訪談紀要。

Photo Credit：TIDF提供

Q：《殘響世界》為何選擇以樂生療養院與樂生保留運動作為敘事起點？

每個社會運動都有其主訴求，但其中也同時存在其它的想像，只是在運動的緊急狀態下，這些想像常被外界忽略。而我既沒有參與當時的運動，也只認識很少數的樂青，同時我決定創作前，需要經過漫長的思考與投入過程，換言之，我沒辦法在沒有身體性的投入下，就去想創作這種事。同時關於樂生，已有不少人拍過優秀而可貴的紀錄片，所以之前一直沒想過要拍一部與樂生有關的影片。

直到2012年，也是樂生保留運動過了高峰期的4年後，我在樂生院附近，作一個長達1年的創作計劃《幸福大廈》時，認識還繼續留在樂生院陪伴院民的張芳綺，印象中，她總會在空閒時順手拿張紙塗塗寫寫，或是畫些像塗鴉的畫，某天，我問她可不可以看那些文字和畫，幾天後，她抱了一大落寫在各種紙上的文字和畫來，對我而言，這些看似無邏輯的潦草書寫與塗鴉，既像是她在運動高峰期與之後的內心獨白，也像是某種無目的性的「感性檔案」。

或者說，這些「感性檔案」間接流露出她為何還繼續留在樂生院陪伴院民的莫名情感，總之，她的行為與「感性檔案」很令我動容，這也促使我開始重思樂生保留運動的後延意義，再過1年多後，我才拍《殘響世界》。

Q：在《殘響世界》中，您使用黑白影像，並用較「沈默」與「片段」的低限形式，討論從樂生療養院引發的各種後延性，而非一般我們所想的抗爭型紀錄片，您是否想過觀眾會怎麼看這麼低限的音像敘事？

首先，我非常尊敬在緊急狀態下，拍攝抗爭過程的紀錄片工作者和研究者，沒有他們的紀錄和研究，後續的反思是不可能展開的。從某方面說，樂生所觸發的各種議題與問題意識，雖不再那麼明顯可見，但仍繼續發展；而作為一個遲來者，尤其在樂生院區被拆除5年多後，當我看著那殘餘院區與捷運機廠的巨大工地，既像是兩個並置的傷口，也像是創傷與「發展欲望」相互交疊的場址時，我關心的是怎麼將「保衛樂生」的精神，通過反思後進行再擴延。

Photo Credit：TIDF提供

如果說樂生院代表過去的殖民現代性，藉由對漢生病患施加諸如強制隔離等醫療政策，並以此形塑殖民地的「從屬性文明論」，而將新莊捷運機廠用地轉移到樂生院，可以被視為某種地方版的新自由主義操作邏輯，那麼在面對樂生殘餘院區與捷運機廠工地，所形成的雙重或多重傷口前，我們不可能不反思什麼是當代的隔離形式等問題。

我的意思是：我們的思維與感知模式中，可能都隱藏著對所謂「不潔者」、「非法者」、「非公民」，採取某種隔離形式的想法，而這些想法又大都已被日常化、自然化和正當化。換句話說，這多重創傷之地，也是一個質問我們既有思維與感知模式之地。

至於觀眾會怎麼看這麼「片段」與低度敘事的影片，對此，我既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預想，我只能相信總有些觀眾會自己開展其聯想力。對我而言，「觀看」同時也是另一種再創作。

Q：《殘響世界》由〈種樹的人〉、〈陪伴散記〉、〈被懸置的房間〉、〈之後與之前〉四個段落組成，分別從院民、陪伴者（張芳綺）、陸配看護工、刑務所政治犯幽靈等不同視角切入，可否談談為何會這樣安排。

院民

在面對如長河般的無數院民生命史前，就像我曾在院區內撿到的一盒幻燈片，這些幻燈片原本是為了說明什麼是漢生病的簡報片，但因為潮濕等原因，大部分影像已因化學變化，而成為無法辨識內容為何的抽象影像，換言之，無論我們採訪過多少院民，都只是這長河中很小的一部份，更不可能真正體會他們在生理與心理上曾經歷過的痛苦。

對此，我們不應迴避這必然的侷限，所以影片中我只聚焦在院民們於院區種了八百多棵樹的事，其它就留給院民們的臉孔、歌聲、話語、殘餘院區、工地聲、風聲與「沉默」。

陪伴者

廣義的樂青，或許也像是從樂生保留運動中成長出來的「樹」。作為一個從未參與運動的局外人，自然不可能去談我不認識且已有好幾代的樂青們，所以我只拍熟識與從未加入樂青的張芳綺，我感興趣的是：她既是運動與院民的陪伴者，也是一個「感性檔案」的生產者，我不知道她會在樂生待多久，但她只因某種自身也難以說清的原因，就從2007年待到現在。對我而言，可以說清楚的就交給文字或語言，而那些難以說清的情感狀態，或許只有影像才可能記錄，我總是被那些難以說清楚的人、事與氛圍所吸引。

陸配看護工

只要對台灣社會結構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台灣的臨終病房內，有大量的陸配看護工，照護著台灣的臨終患者。悖論的是：因為台灣特殊的右傾思維，陸配成了所有外配中最被歧視的一群人，甚至有政黨公然提出陸配不應該擁有公民權；如果說漢生病患是在殖民現代性下被歧視、排除、隔離與曾被剝奪公民權的受難者，那麼陸配的遭遇，難道不是台灣當代社會製造出來的新隔離形式下的被排除者嗎？

Photo Credit：TIDF提供

如果說，樂生殘餘院區是一個質問我們既有思維與感知模式之地，那麼，我們怎能看不到醫院中的陸配與外籍看護工。影片中她們唱了〈白毛女〉等從中國民謠改編的革命歌曲，這些歌既關於她們的青春記憶，更關於我們今天怎麼反思過去人類社會曾發生過的革命歷史？

幽靈

最後一段影片是虛構嗎？我總是疑惑怎麼有人有辦法區別什麼是「真實」與虛構，對我而言，與其說〈之後與之前〉關於幽靈或虛構，或許它更接近多種「意識殘響」既集合又相互辯證的狀態，意識對我來說始終是「真實」的，而且可能比可見的現實更「真實」。

《殘響世界》以樂生為敘事起點，但不只關於樂生。

Q：《殘響世界》在不同場合放映過不同的版本，您認為觀眾在不同場所觀賞影片，會和影片產生什麼不同的互動？

我們總是把影片當作完全獨立的媒介。但我們不要忘了影片出現於戲院、電視、電腦、手機之前，換言之，這些播映工具與觀看環境，同樣會影響觀眾的觀影狀態。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影片沒有其內含的多義自主性，而是說， 即使是「一部影片 」，我們也可以隨著不同環境，通過創造各種觀影形式，生產出影片與不同環境、觀眾之間的外部蒙太奇。

《殘響世界》曾在樂生療養院進行過類影像劇場的放映儀式、在展場空間內以四頻道方式展出、在國外的藝術空間內，將四頻道版的《殘響世界》與當地遊民的口述錄音交錯、並置在展場中，以及藉演講表演的形式對沒有看過這部影片的觀眾，講述這部影片，讓觀眾想像這部未曾目睹的影片。

通過這些不同的展演形式，向外連結被剝奪感性生產權利的當代年輕人、澳洲遊民、日本的派遣工等等。當然它也在電視、戲院內放映過。「一部影片 」——也可以是一個奇異點（singularity），一個先內聚再向外持續擴延的多重運動音像。

《殘響世界》將於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中放映，詳細資訊如下：

殘響世界 Realm of Reverberations
陳界仁CHEN Chieh-jen｜台灣Taiwan｜2015｜DCP｜B&W｜102 min

故事從1930年代院民們栽植樹木開始，一張張無表情的臉孔， 或唱或說起他們之於樂生療養院的回憶，因漢生病被迫「以院為家」的院民，在北市捷運局的強制拆遷下，展開了十多年的反迫遷運動。影片以不同主角觀點，透過沉靜影像凝視殘餘院區，無語的臉面、空椅子、廢棄的手術臺、被鋸斷且燒焦的樹木、腐蝕嚴重的醫療簡報幻燈片……這些處於靜態與缺席、損毀與侵蝕、生命與死亡狀態間的人事物，呈顯出一種縱使被圍困仍凸顯著替換、影響和干擾力量的寄生性影像，誘發觀者內在感受，撿拾遺像與殘響。

2016/05/08-13:50 – 15:35 台北新光影城一廳
2016/05/10-10:00 – 11:45 台北新光影城一廳（導演映後座談）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孫珞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