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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喻戶曉的海軍少校楚迪,越戰「戰俘處境」代表性人物

2018/1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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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中,美國海軍陸戰隊砲兵陣地|Photo Credit: U.S Military photograph@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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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年越戰的磨難,楚迪的臉孔在1970年12月7日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戲劇性地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張照片是在比爾楚迪被俘虜後不久拍攝的。他相信「敵人」是在一位審問官詢問其姓名、階級、生日時拍下照片,作為例行事項的一環。

文:Olivia B. Waxman
譯:劉松宏

他憶起被擊墜的情景,彷彿那在昨天才發生。

1965年7月18日,美國海軍少校楚迪(William M. Tschudy)與副駕駛丹頓(Jeremiah Denton)中校兩人正在進行一項飛越越南宋馬河(Song Ma river)的任務,並按指令要轟炸北越裝在補給品的船隻。一開始他們認為飛機發生故障,於是兩人彈射出機艙,跳傘進入一個看似無人的村莊。但情況並不如他們所料。

現年83歲的楚迪(Tschudy)最近於週五美國全國被俘和失蹤軍人紀念日(National POW/MIA Recognition Day)一個電話訪談中告訴時代雜誌,突然間,他們便被一群手持大砍刀的民眾伏擊,對方的領導者配備一挺突擊步槍、身上的徽章表示了其在民兵中的地位。楚迪與丹頓成為美國第13、14個被北越抓獲的飛行員戰俘(POWs)。

「他們把我從降落傘上解開,拿走我的部分衣物——襯衫、長褲、靴子——然後要我步行到營地。」他回憶:「第二晚,他們蒙住我們的眼睛,把我們推上吉普車載到河內(Hanoi),然後將我們送入主要監獄。接下來的七年半,我就在那裏度過。」

經過五年的磨難,楚迪的臉孔在1970年12月7日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戲劇性地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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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代雜誌
1970年12月7日號的時代雜誌封面。左上照片:美國海軍少校楚迪(William M. Tschudy)。下方照片由左而右依序為:赫頓(Airmen James Hutton)、楊(James Young)、坦納(Charles Tanner)中校。照片來自共產黨提供給美國聯合通訊社(AP)與合眾國際社(UPI)的素材。

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敘述了一起失敗戰俘營救任務,而他的名字並沒有在故事中出現,只有在一則註記中解釋封面圖像是「共產黨提供」給新聞社的合成照片。(另外三個在封面中佔據差不多大小的人由左至右辨識為:飛行員赫頓、楊以及坦納中校。)所以過去被稱作比爾的楚迪,到底是如何成為該雜誌稱為「戰俘處境」的象徵呢?

這張照片是在比爾楚迪被俘虜後不久拍攝的。他相信「敵人」是在一位審問官詢問其姓名、階級、生日時拍下照片,作為例行事項的一環。越南人拍下某些人的相片用來做政治宣傳,並利用這些戰俘作為判斷外界資訊的基點。

他回憶抓獲他的人們期望這些戰俘能夠提供資訊好證實一些他們認為對方早已知道的事。當他有一次隨口附和對方並不正確的故事——對方詢問他的座機是否是F4幽靈戰鬥機,他回答是,儘管實際上操作的是A-6戰鬥轟炸機——不久後對方揭穿這個謊言,把他毆打了一頓。對方對於美國媒體釋出的戰俘相關資訊持有相當高的敏感度。事實上,楚迪表示他是在聽一個守衛滾瓜爛熟地背誦他的個人資料時,才開始瞭解自己被俘虜的經歷是多麼快地傳遍各處:「你住在維吉尼亞!有一個兒子!丹頓都有七個哩!我也差不多,天啊。你問我從哪裡知道這些?《星條旗報》啊。」

比爾楚迪和他的囚犯夥伴在接下來七年半裡「一群人如同一個人般生活」,如同他所示範的,用縝密的暗號談論世上所有事——甚至用暗號教導對方語言,然後吃米、蔬菜、有時加上罐頭羊肉過活。當他們不再牢房裡,便是蜷曲著手和腳綁在一起待在審訊室。有時守衛會綁緊帶刺的手銬,直到他們的手充血發黑或破裂。丹頓確實被認為是第一個向家鄉傳達此處酷刑的人,他在一支北越政宣影片中藉由眨眼打出T-O-R-T-U-R-E(折磨)的摩斯電碼。

在此期間於美國本土,傳播戰俘訊息的功夫成長的很快——而這張照片起著不同的作用。楚迪今年80歲的妻子珍妮表示,她曾在丈夫被俘虜的那天感受到一股什麼事情出錯了的「壓倒性情緒」,而她在知曉事情經過後一週看到了這張照片。「他看起來很生氣,我喜歡他這樣,因為這代表他還沒被擊倒。」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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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圖左為楚迪的妻子珍妮,右則是丹頓的妻子Kathryn Jane Denton。

珍妮楚迪因此成為一個戰俘配偶與家人團體的初代成員之一,該團體開始為失蹤的軍人發聲。她告訴時代雜誌,最初「我們被軍方告知別和新聞社談這件事,因為我們透漏的任何事對他們而言都可能造成反效果。」但隨著被俘或失蹤的人越來越多,遲遲等不到答案的親友們也愈發不耐煩。在經由曾被俘虜但對快被釋放的海軍船員道格拉斯赫格達爾(Douglas Hegdahl)得知戰俘被虐待的情況後,珍妮說她和其他人的妻子們被激怒了。1969年9月12日,在一場時代雜誌的出版新聞者會上描述該船員是來自河內的「揭發者」。這一刻珍妮和其他被俘或失蹤軍人的妻子們理解到,「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以及「保持沉默沒有用」。於是她們在1970年5月28日成立戰俘暨失蹤軍人家庭全國聯盟(The National League of POW/MIA Families)。

事實上,1969年一場26位被俘軍人妻子與尼克森總統(President Nixon)的會談是一個起始點,促使眾人提供新聞已發動1970年的奇襲式的雜誌報導,時代雜誌報導:「此舉將問題的人性維度透漏給尼克森,而這是他從來沒感受過的。他表示有些女人已經和丈夫分離將近五年,但她們沒有將悲痛表現出來,且並未不計代價地要求結束戰爭。」

眾人用各式各樣的努力讓戰俘的問題持續成為國家關注的重點。珍妮楚迪以個人的名義邀請裴洛(Ross Perot)到她家參與此活動,他當時是一位達拉斯電腦大亨,後來成為總統候選人;她詢問他是否願意邀請他們員工簽署一項要求更好戰俘對待方式的請願書。

「他立刻回信表示他會保持聯絡。不到一週後,國內每份重要的報紙都刊登一份可剪下的請願書,只要是美國人都能邀請朋友簽署。」她說。而1970年裴洛(出資讓她和一些配偶飛到紐約去會見各媒體,包括時代雜誌。那一年經由總統公告,退伍軍人節改名為「戰俘節」。而據時代雜誌報導,聯盟計畫於聖誕節發起一個寄送「100頓信件」給在巴黎的北越外交首長春水(Xuan Thuy)的活動。就讀當時名為聖費爾南多谷州立學院(San Fernando Valley State College)的一群學生,在聽聞一個站在一群美國人身邊的南越村民,手腕上插滿在附近墜毀的美國飛機四散的碎鋁片後,創作關注戰俘的手鍊而在此事被記上一筆。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工廠在此時一週生產40,000條這款手鍊,每條定價2.50或3美金,且政商名流如約翰韋恩(John Wayne)、鮑勃霍伯(Bob Hope)、雪兒(Cher)、加上尼克森總統都有佩戴這款手鍊。

儘管付出了這麼多努力,比爾仍要等到超過3年後的1973年2月,尼克森簽署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後,才能返家。

「當北越人宣讀他們這些囚犯得到同意,將根據被俘的時間被釋放的消息時。」楚迪說道:「你無法想像,那裏沒有人狂野的歡呼,只有一片死寂般的沉默。你不想要過度激動,不想要對這種消息太過信以為真。直到飛機出現在空中,現場才爆出一陣狂歡。我們從那一刻才開始慶祝。」

重回祖國的時光有好(「如同電影X-rated中,在頭頂後端留頭髮的人們最終發現太空人已登陸月球」)也有壞——沮喪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還伴隨一群反戰美國人對戰俘曾面臨的考驗缺乏同情這一令人痛苦的情緒。當楚迪來到賓州大學就讀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再被禁止閱讀多年後他得掙扎著試圖跟上大學生。稍後他進入五角大廈(Pentagon)服務,並充當海軍與眾議院間的聯絡人;同一時間,他身為戰俘時的同伴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則擔任海軍與參議院間的聯絡人。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適切地教導狀態感知期滿後,他進入航太產業就職,最終在羅里(Raleigh, N.C.)開始從事幫助人們買賣企業的事業。他的飛行員夥伴丹頓則當選為阿拉巴馬州參議員。

如今,儘管越戰通常被視為不可能獲勝的戰爭,他卻不這麼認為——從那時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我們可以贏得軍事勝利的。那時候的美國還有許多未竟之事。我感覺美國太快放棄了這場戰爭以及它的任務。」他表示:「那結局本應更美好。」

戰俘家人們至少一年一次在德州舉辦年度聚會彼此見面,並在網路上常年保持聯絡。因此對楚迪而言,美國全國被俘和失蹤軍人紀念日(National POW/MIA Recognition Day)不過是「另一個如常的日子」。但從以前到現在,他每年都會在該節日接見一位在活動中知曉他名字的人,並邀請他到家裡:「人們說:『噢,我在高中時戴著你的手鍊』或者『噢,我正在清理祖母的珠寶盒,發現裡面有條手鍊上有你的名字』。我收到許多這類回應。有越多人告訴我此事,我就越明白有誰曾捲入或關心這件事。」

從退休後加州費爾菲爾德(Fairfield, Calif)的住處回首45年前,他表示即使在那些最孤單的歲月,在那些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的日子裡,他始終相信救援會到來,問題只是何時會來而已。

「我待在那裡的所有日子,從未感到我將無法走出那裡。」他說道:「事實上,我那時念及死亡的時間還不比現在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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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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