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Olivia B. Waxman
譯：劉松宏

六個月前，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16歲氣候變遷環保鬥士葛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開始了每週的自主罷課，以提高人們對氣候變化的警覺。現在，在每個星期五，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兒童和青少年正在追隨她的腳步，希望他們的罷課動將促使立法者採取實際行動，以減輕全球暖化造成的危害。

這些年輕的環保鬥士表示，他們的罷課靈感某部分啟蒙自佛羅里達州派克蘭市（Parkland）道格拉斯中學（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槍擊案的青少年倖存者，他們發起了全校罷課以訴求更嚴格的槍支管制法律。但這些抗議活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每週五的罷課示威活動與大約30年前的年輕人行動相互呼應，他們在1980年末和1990年初開始負責環境保護的事業。

1990年，《時代雜誌》將這個團體稱為「新一代具有環保意識的學齡兒童」，他們「可能是環保事業的最大希望」。

正如雜誌12月號上所載，他們是一群一生中不斷接收到如何拯救地球資訊的孩子，不僅僅是從學校，還有從《地球超人》（Captain Planet and the Planeteers）等電視節目。孩子們越來越能體認到氣候變遷，也會對臭氧層破洞、石油外洩和動物絕種感到害怕。而他們也是在1960年環保運動時代長大的父母的後代子女，並繼承了其中某些傳統：從早期就開始組建團體、上呈請願書和寫信給國會。專欄作家菲利普・艾默-狄維特（Philip Elmer-DeWitt）觀察到：「年輕人們現在確信他們出生在地球上是為了拯救地球。」

當《時代雜誌》將瀕危的地球命名為1988年年度行星時，該雜誌指出「每個人都突然感覺到地球正處於危險之中。」將近30年過後，這種感覺依然十分強烈。出現在1990年那篇文章中的主人翁們內心深處仍是當年那群年輕環保鬥士——但他們也為需要迫切完成的龐大工作量感到震驚。

「我覺得自己就像個外人」

1990年的故事起源於三位美國孩童，他們是這次全球趨勢的最佳例子：

來自佛蒙特州蒙哥馬利市的10歲女孩金柏莉・卡爾（Kimberly Carr），回收了自己的垃圾，並且正在設計一款以拯救大象為目標的桌遊。

17歲的伊麗莎白・貝莉（Elizabeth Bayley）活躍於一個位於西雅圖的青年團體，該團體致力於規劃種植樹木、四處張貼「垃圾不落地」的標語，並監測普傑海峽的污染情況。

來自紐約市布倫特伍德區的10歲男孩傑瑞米亞・強森（Jeremiah Johnson）將他的麥當勞垃圾丟入回收箱中、告訴他的母親每個塑膠袋需要耗費多長時間才能進行生物降解，並每當他的弟弟即將迫害環境時，例如把一隻無害（且對生態有益）的蜘蛛腳一一拔掉，都會制止他。

接著再提到那些見證政策制定封面的年輕環保鬥士們。這篇文章提到了一則1987年的成功故事：鹽湖城傑克遜小學的六年級學生向美國環保署舉報了一個充滿危險廢棄物的庭院，這群孩子們還成功地遊說促成一項法律，來創建一個清理這些場所的基金會。

這群孩子的老師芭芭拉・路易斯（Barbara Lewis）表示用蠟筆和小孩字跡寫就的信紙和傳單成功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如果這些努力看起來「不像出於孩子之手」，並且看起來太過專業就像父母代寫的那樣，那麼它就不會那麼有效了。她建議其學生應該像在告訴祖父母他們剛剛學到的東西真的很酷很有趣一樣地和立法者們對談。

並不是每個孩子都順應環保潮流。對伊麗莎白・貝莉來說，儘管她長大後仍一直關注環保議題而且其父親曾在環保組織（如大自然保護協會）擔任過董事會成員，但她對環保的熱情仍被某些同儕視為書呆子的怪異行為。

伊麗莎白・貝莉現在回憶道：「我覺得自己就像個外人，在當時身為一個環保鬥士並不是一件時髦或是很酷的事。我們班上有一個孩子知道後，會故意按下飲水機上的按鈕並讓水四處亂流，然後再我會有什麼反應。他也曾經指控我『用道德恐嚇別人』的人。」

現在，大約30年後，世界發生了改變——無論好壞——而那些孩子也改變了。

對貝莉而言，很明顯地這些改變部分歸功於李奧納多・迪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和馬克・魯法洛（Mark Ruffalo）這樣的名人支持者，促進環保事業比過去更容易讓社會所接受。但是貝莉仍表示成年以後還是很難將她過去對環保的熱情付諸行動。雖然她曾夢想長大後成為一名戶外荒野教練，但背傷卻改變了她人生的方向。45歲時，她描述自己是一位住在西雅圖、育有兩子、被「拉向一百個不同的方向」的執業護理師。她試圖執行更有助於環保的生活方式，例如購買較少的塑膠產品和縮短在家中的淋浴時間，但她表示她沒有太多空閒時間做其他更有幫助的行動。

這不僅僅是因為缺乏時間。貝莉說：「我忍不住好奇現在的高中孩子是否會因為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而感到不知所措。」並列舉了移民權利、#MeToo反性騷擾活動以及工作場所性別平權等主題。

而對於當初的金柏莉・卡爾、現年38歲並結婚的金柏莉・布蘭特（Kimberly Bryant）來說，可以在住家附近找到一些希望。雖然她的桌遊從未正式發行，但在他進入有機、平等交易咖啡商業領域之前，她在一所專注於永續發展教育的學院研習永續農業，並教授有機農業十多年。現今她育有兩個女兒，其中包含一位會在家裡堆肥、正準備前往亞利桑那州背包旅行以了解那裡的水源問題的14歲女兒。

金柏莉在伯利茲時打電話告訴《時代雜誌》：「由於網路的發明，許多孩子們現在可以自由參與環保行動，與我小時候相比要容易得多。」

「有點令人難過」

但是有些前年輕環保鬥士表示，他們覺得可以做出改變的窗口已經關閉。對他們而言，三十年過去了，而這些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這是一聲悲傷的警鐘。

43歲的馬欣・吉爾默（Maxine Gilmore）說道：「在1980、1990年代時，我們有種感覺：我們可以做出改變。但現在我們必須做出改變。」他是幫助猶他州的有毒廢物發出警報的班級學生之一，現在於一個協調實地考察生態園區的課後計劃中工作。他繼續補充道：「還有其他更緊迫的事情，這有點令人難過。我當初真的認為1987年的廢棄物清理會有所成效——而且的確沒有一個有毒的垃圾場污染我住的地區——但我是一個成年人。我不會像以前那樣過度美化這個世界。」

馬欣的前任老師，現年75歲的芭芭拉・路易斯（Barbara Lewis）表示，她個人認為現在以氣候變遷為目的的行動宣言不如其學生在1980年代所做的以環境污染作為重點的工作更具啟發性。芭芭拉說道：「我認為尊重自然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是這方面的狂熱倡導者。我認為我們應該尊重環境並妥善照顧，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法則。我以為這是常識。但我不知道氣候變遷是否像他們想像的那麼可怕。我已經不知道該相信什麼了。」（普遍的科學共識是：人類已經引發了氣候變遷，而且已經演變成國家和全球福祉的迫切威脅。）

對於38歲的傑瑞米亞・強森來說，很難再回去閱讀一次1990年《時代雜誌》對他的描述。當他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計算機概論並成為一名技術員和電子音樂製作人時，他覺得自己早已「脫離」了那種全職的環保事業。

傑瑞米亞表示：「看到環保事業的進展甚微，真是令人沮喪。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更糟糕的位置。我認為如果艾爾・高爾（Al Gore）當選總統，我們現在走的路可能就會不同。這會不會是一個潛在的轉折點？在這個議題上，美國是否會成為其他國家的榜樣？我對這些事情的了解越多——我不想說我對此感到很絕望，但我認為一般群眾中並不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人類總是會有一種錯覺：我們可以克服所有問題。即使我們每個人明天都變得重視環保，也已經對環境造成了損害。我們所能做的是盡量減少傷害。」

傑瑞米亞表示希望大型科技公司能夠採取更多措施來尋求科學的解決方案，並指出他近年來一直在努力與大自然重新連結——他發誓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並重新致力於永續發展運動。

傑瑞米亞激動地說：「我有點情緒激動了。我開始思考自從那時候起，我做了多少工作來幫助環保事業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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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