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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一輩子長相廝守」讓我感到恐懼,但要如何向他人證明?

2019/0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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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只有56%的女性相信法治體系會將精神虐待視為犯罪,遠遠不及她們在肢體暴力方面對體制的信任度(79%)。部分是因為女性害怕自己的說法不被採信:「畢竟大部分的事情聽起來都有點蠢,人們會想:『我到底要怎麼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婚姻生活?』」

文:Ciara Nugent
譯:李宓

起先,一切似乎都很甜蜜。娜塔莉・寇悌絲(Natalie Curtis)的男友以前一天要打好幾通電話給她,熱切想要知道她生活的每一個小細節:午餐吃了什麼、工作上遇見了誰。

寇悌絲和男友在交往四年後,於2016年結婚。寇悌絲說,他們在一起越久,男方的行為就越嚇人,情況在婚後更加嚴重。他批評她的飲食,在她和朋友出去的時候挑起爭執。他把她的東西扔的一屋子都是。外出購物時,嚴厲地訓斥她。寇悌絲還說,有天晚上,他甚至威脅要殺害她。「就像滾雪球一樣,一次比一次更糟,」現居英國東南邊艾色克斯郡(Essex)的寇悌絲輕聲說道,「漸漸的,你就被控制住了。」

現年38歲的寇悌絲是英國鐵路安全專員,她的經歷被家暴行為專家定義為「高壓型控制」(Coercive control)。「高壓型控制」包含各種非肢體傷害,像是威脅、羞辱、監控,以及孤立,不讓對方接觸親朋好友——這些行為跟肢體暴力一樣具有殺傷力,通常會導致嚴重憂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2015年,英格蘭和威爾斯搶先全世界,將感情關係中的高壓型控制行為視為非法,最高可處五年徒刑。英國警察廳的研究指出,以高壓型控制來說,女性占所有受害者的95%,而有74%的加害者是男性。

寇悌絲開始記錄先生的暴行。她存下簡訊、電話錄音,甚至用攝影機錄下先生的惡行惡狀。2018年六月,寇悌絲與男伴分手。到了十月,她的前伴侶因高壓型控制被定罪,判處兩年刑期。此案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律上初步的勝利。

數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執法部門都認為,只有肢體暴力才算是家暴,只衡量每一次暴行和傷口的嚴重程度。舉例來說,1994年美國聯邦《防止婦女受暴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就只將家庭關係中的「暴力罪刑或不當行為」視為犯罪。

不過,在世界的這一端,立法者正努力做出新的嘗試。繼英格蘭與威爾斯之後,愛爾蘭蘇格蘭也分別在2019年一月和四月制訂了自己的高壓型控制法。過去僅被視為不正當的行為,如今都成為犯罪。家暴防制倡議人士希望這些法律將能改變人們的看法,對何謂關係中良好的權力關係,以及如何解決暴力問題,能有新的見解。「我們逐漸開始了解,暴力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暴力是一種模式、一種消耗戰,使人逐漸崩潰。而高壓型控制就是其中的核心。」英國犯罪行為分析師蘿拉・理查德絲(Laura Richards)如此說道。理查德絲在家暴小組任職超過二十年,並在2015年協助新法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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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通過後將近四年,高壓型控制因莎利・柴倫再度登上英國頭條新聞。現年65歲的柴倫在2011年因用榔頭毆打丈夫致死而被判謀殺罪,過去八年都在監獄服刑。然而,2019年6月7日,她重獲自由。法院推翻原本的判決,認定柴倫患有心理「適應障礙症」,辯方稱那是柴倫遭受丈夫數十年高壓型控制的結果。檢方接受了柴倫的請訴,改判較輕的過失殺人罪。這代表柴倫將能當庭獲釋,因為她的服刑時間,已超過一般過失殺人的刑期。

女權倡議者將柴倫的案子視為對英國法律體系的一項測試,檢測他們是否真的認真看待高壓型控制一事,畢竟這對法官和執法人士來說,還是很新的概念。儘管在今(2019)年二月推翻原判的法官強調,他們是基於柴倫的精神狀態才做出這個決定。但這也暗示了,高壓型控制可能導致某種受虐婦女症狀,也就是家暴受害者可能產生的一種心理狀態,有時會被辯護方拿來解釋受虐婦女反過頭來傷害施虐者的行為。

柴倫案的改判在英國媒體掀起一片波瀾。報導將她重塑為家暴害者,而不是冷血殺手。亞馬遜紀實影集重新詮釋洛蓮娜・博比特(Lorena Bobbitt)事件也是類似的現象。博比特忍受了多年婚內暴力和強暴,在1993年切下丈夫的下體。這個轉變反映了社會對女性經歷的重新檢視,隨著法律和文化的改變,人們對權力和暴力的態度也有所不同。#MeToo運動很可能促成了這樣的轉變。柴倫的兒子大衛發起運動,要求法官釋放他的母親。他在《衛報》上寫道,這個結果將能糾正「對我母親的錯誤陳述,她不是控制狂,她沒有精心設計我父親的死」。2011年審判期間,媒體就是這樣對外宣傳的。「這離事實大概有十萬八千里遠。」

今年二月再審時,柴倫的辯護人聲請傳喚了美國司法社工伊凡・史塔克(Evan Stark),他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頗具影響力的書《高壓型控制:男人如何使女人落入日常圈套》(Coercive Control: How Men Entrap Women in Personal Life),這本書不僅影響了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立法者,2015年制訂的新法也在政府指導方針的部分引用了這本書的內容。史榙克在家暴防制領域工作超過三十年,才終於讓這個詞普及起來。1977年,隨著終結女性虐待的全國性運動熱度漸增,他在康乃狄克紐海文市(New Haven)創立了美國第一間受虐婦女庇護所,而該運動最終促成了1994年的《防止婦女受暴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他認為,那次運動「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只關注到家暴的肢體面。他說:「從我們收容的第一個受虐婦女開始,她們就不斷告訴我們,最糟的不是暴力。但我們所能想到唯一的回答,卻是『說說暴力的那部分』(好得到法律保護)。我們花了三十年,才知道原來還有別的作法。」

英國家暴防制倡議者表示,2015年的新法不只為精神暴力受虐者提供法律資源,也因為這條法律從根本改變了官方看待家暴的方式,使我們能更輕易地讓肢體暴力加害者負起責任。由於許多遭受肢體暴力的受害者同時也承受高壓型控制(2014年,倫敦慈善機構的一項調查發現,有95%的家暴倖存者也是高壓型控制的受害人,控制行為有時單獨出現,有時則伴隨肢體暴力出現),史塔克表示,控制行為入法,將能鼓勵司法機構視單次的暴行為某種暴力模式的一部分。如此一來,司法人員就不容易錯過種種跡象,起訴也不再那麼困難。

英格蘭和威爾斯法所界定的高壓型控制行為包括電話騷擾、發送威脅訊息——根據英國反跟蹤法,這些行為在感情關係外,其實會被視為犯罪。但若這些行為發生在感情關係內,卻多半被認為只是不愉快或不健康的作為,不算是犯罪。犯罪行為分析師理查德絲說:「2015年的新法填補了法律上的巨大漏洞。」

瑞秋・威廉絲(Rachel Williams)所受的暴行,就屬這一類。威廉絲來自威爾斯新港(Newport),她在1993年與先生相識,兩人在2005年結婚。威廉絲的經歷和寇悌絲一樣,一開始,威廉絲也說她的先生敏感纖細,甚至有點害羞,儘管他是個熱愛健身、身材壯碩的男子。後來,威廉絲表示,她先生的控制欲變得非常強,命令她不准蓄長髮,只能擦某些顏色的口紅,還限制她在髮廊工作時,必須避免和男性接觸。威廉絲說:「生活的每一個面向都漸漸被奪走,但因為速度非常緩慢,所以妳一點感覺也不會有。這成了你的日常。」如果她拒絕聽話照做,她的先生就會朝她大吼,或掐她的脖子、毆打她。威廉絲還說,她的先生經常威脅她,要是趕離開,就要把她給殺了。但要是威廉絲坦承自己計畫與他分手,他又會不停道歉,並且瘋狂示愛,有些心理學家稱這樣的作法為「愛意轟炸」(love bombing)。

2011年七月,威廉絲和先生起了激烈的爭執,隨後也離開了她的丈夫。 在接受《TIME》訪問時,她在新港家中的沙發上,娓娓說道:「我對和他一輩子長相廝守的恐懼,漸漸超越了我對離開他的恐懼。」她訴請離婚(但她的先生拒絕簽字),然後搬出家門。她來到警局,向警方仔細描述她所受到的肢體暴力和威脅。警方隨後也以傷害罪名逮捕了她的先生。開庭日定在當年十月,但威廉絲表示,整個過程簡直「一團亂」,短短六週的時間裡,她和36位警員打過交道。8月18日,她的先生被保釋,地方法官撤銷了對他行蹤的限制。隔天,他帶著獵槍來到威廉絲工作的髮廊(警方後來發現他的住所藏匿了許多武器,而威廉絲宣稱他曾涉入當地的預謀案件)。威廉絲奮力抵抗,設法奪走他的獵槍,但子彈卻射中了威廉絲的腿。當天稍晚,他自殺身亡。六週後,兩人16歲大的兒子也自殺離世。

威廉絲相信,如果事情發生在2019年的今天,她或許就能得到法律救濟和執法部門的支持,在她先生最糟糕的暴行發生之前,先行將他起訴。丈夫過世以後,威廉絲對警方提出申訴。英國警察申訴獨立委員會(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也為此嚴厲批評地方警察對待威廉絲一案的處理方式。但後來,威廉絲開始與警方合作,幫助他們了解騷擾和高壓型控制。她說:「他們現在做得很好了,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這樣。」

警察和檢察官起訴的高壓型控制案數量因區域而有所不同。根據倫敦新聞調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資料顯示,在29個有回覆的警察廳中,有12個廳指出,在他們的轄區內,每十萬人當中因高壓型控制而被起訴的案件數量不到一件。警方向調查局表示,高壓型控制的指控「很難成立」且「舉證不易」。從整個國家來看,在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間,因高壓型控制而遭到逮捕的7034人中,只有16%被控告、起訴。

2018年12月,英國全國警察局長委員會(National Police Chiefs' Council) 的家暴防治組長坦承,警方在學習如何行使這條「較新的法律」方面,「還有一段路要走」。

無論是公部門,還是整體社會,許多人依然不了解控制行為究竟是如何讓女性困在施受虐關係之中。英國女權慈善組織「婦女救星」(Women's Aid)的前任公關活動長席安・霍金絲(Sian Hawkins)說:「大家還是經常會問:『她到底為什麼不離開?』多數人基本上還是欠缺理解,不曉得離開有多難,也不清楚施虐者會加諸多少情緒上、心理上的阻礙。」寇悌絲說,她離開警察局之後,她去看了醫生,醫生問她為什麼不早點離開。「我很慶幸他們不是我第一個坦白的對象,如果是,我肯定沒辦法再向其他人坦白。」

2018年,雅芳公司的慈善部門「雅芳女性公益基金會」(Avon Foundation for Women)做了一項調查。調查發現,在英國,只有56%的女性相信法治體系會將精神虐待視為犯罪,遠遠不及她們在肢體暴力方面對體制的信任度(79%)。寇悌絲說,部分是因為女性害怕自己的說法不被採信。她說:「畢竟大部分的事情聽起來都有點蠢,人們會想:『我到底要怎麼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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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執法部門所準備的指導方針中,羅列了可作為高壓型控制案件的舉證來源,像是通聯記錄、社群帳號、電子郵件,以及親朋好友、鄰居、同事、老闆和老師的證詞。這些都能用來拼湊一個人的生活樣貌,證明受虐指控確有其事。舉例來說,柴倫在試圖推翻自己謀殺罪的上訴法庭中,曾請到好友和親人(包括她先生那邊的親戚)幫忙作證,證實她丈夫的控制及操弄行為。但霍金絲說,警方往往過度依賴受害者自己的受虐證詞,這表示在審判過程中,相關證據便顯得沒那麼具有說服力。

許多家暴防治人士認為,法律無法真正落實的一大原因在於警方缺乏系統性訓練。美國社工史塔克說:「他們創造出高壓型控制這條罪行,但警方卻不知道實際上該怎麼執行。」理查德絲後來替執法部門授課,幫助他們了解高壓型控制,而她也同意,各地警方對受害者的理解程度不一。她說,警方接到家暴案的時候,「遭受高壓控制的女性通常不願開口」,因為她們就正在施虐者的控制之下。警察要能察覺高壓型控制的跡象,像是代表恐懼或壓力的肢體語言,還有家裡的擺設、配置等較隱晦的線索。有一次,一位警察在女方的家裡看到一個大狗籠,於是開口詢問狗的下落。理查德絲說:「那名女子回答:『我們沒有養狗,那是我的籠子。』如果你問的問題不對,就不可能得到答案。」

倡議人士指出,蘇格蘭在2019年4月也通過了自己的高壓型控制法,而且還努力避開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律不夠完善、令人頭痛的問題。蘇格蘭在法律正式施行之前,替員警開設訓練課程,解開暴力相關迷思,並且提供特別資金給蘇格蘭「婦女救星」,請他們協助處理高壓型控制案件。蘇格蘭的法條也明定,警方可以用同一項罪名,同時針對肢體與精神虐待起訴加害人,反映了人們已逐漸了解,家暴是一種行為模式,而不是單一事件的集合。史塔克說蘇格蘭的法律是「最高標準」,對其他想要大幅調整家暴相關法條的國家來說,也是較好的範本。

不過,出了西歐這一小塊地區,其他地方的立法者可能得花上一段時間,才會開始考慮將高壓型控制視為犯罪。在美國,《防止婦女受暴法案》只包含一次性的肢體暴力事件。紐約德州、加州雖然漸漸有小規模的運動,遊說立法者制定高壓型控制相關的地方法,但一切才剛剛開始。

事實上,川普政府抹去了歐巴馬政府在女性暴力防治中心(Office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s)網站上,對家庭暴力定義中牽涉到高壓型控制的部分。女性暴力防治中心網站上的定義廣泛被倡議團體使用,也經常是受虐者用Google搜尋家暴時,最先看到的資訊。但該網站上目前顯示的家暴定義,只從《防止婦女受暴法案》中取用了以下段落:「暴力罪刑或不當行為」。

以女性暴力防治作為研究重心的法學教授娜塔莉・娜南西(Natalie Nanasi)在一月份刊載於美國網路媒體「Slate」的一篇文章中,點出了這個改變。她說,目前還無法判定這是否會對現實世界有所影響,「但我確實擔心,政府提供的資訊改變了,它要我們只看那些挨揍,並且去報警的人,這可能會造成很幽微的影響。我們好像在走回頭路,而不是一直進步。」

理查德絲說,現階段而言,藝術與文化可以幫忙打開眼界,讓大家了解家暴的真相,例如《洛杉磯時報》(LA Times)的播客和Bravo製作的影集《髒鬼約翰》(Dirty John)就描述了非肢體暴力傷害。「我們需要文化上的範本來告訴我們這種行為是什麼樣子,唯有如此,人們才能從真實生活中指認出來。」

回到艾色克斯,寇悌絲同意,人們對高壓型控制議題意識的提升,有助於保護女性遠離施虐者,因為她們將能在感情的開端辨識出需要留意的警訊。她說:「教育工作還沒有結束,官方需要這方面的教育,一般女性也是。而有一群像這樣的我人正在為此努力。」在離婚協議和創傷治療之間,寇悌絲還對外演講(法院批准了她對丈夫的無限期禁止令),分享自己的經歷。「我不希望有人跟我經歷同樣的事情。事情不該走到這一步。無論如何都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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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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