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arl Vick
譯：曾維宏

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米（Paul Kagame）六月底來到紐約曼哈頓是為了私人事務。卡加米的女兒剛從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畢業。「我可能再過兩週會再回來美國」，卡加米在中央公園南邊半個街區距離的凱悅酒店接受採訪，「我兒子即將從威廉士學院畢業。」

盧安達正值百萬大屠殺25週年紀念，當時沒有西方國家政府出手幫助的情形下，最後是由卡加米所領導的武裝團體終止這場種族清洗悲劇。卡加米隨後當了六年副總統，並自2000年起就任總統。

這場屠殺事件所造成的創傷仍存於盧安達人心中，卻在外國人眼裡不痛不癢。「我們活在那時的陰影之下。」卡加米說道，接著以抽象詞彙補充說明，「對他們來說，這只是非洲大陸中心一個小國的小小故事，外國人連想要瞭解這個國家在哪、這個國家是什麼的求知慾都沒有。」

即便在大屠殺之前，盧安達已是東非一個非比尋常的存在：整個國家全以山丘組成，擁有1200萬人口， 不同層級的行政區自中心往外整齊而有規律地延伸。屠殺領導者看準此弱點煽動整起事件，挑撥胡圖族的極端主義者與少數族群圖西族之間的關係。這一行政區劃分的方式自屠殺事件以來，仍延續至卡加米政權的今天。

至於他利用它做了些什麼？這取決於你問誰。

「25年來，我們已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社會，穩定的經濟體」，卡加米如此說道。「我們正在發展中，所有事都在掌控之中，不過你還是能想像我們曾經如何、而又是怎麽抵達今天這一步。」

這當中的改變令人驚訝。自1990年起，盧安達的平均壽命從48歲增加到66歲，5歲以下孩童的死亡率更從千分之152降到42。雖然該國仍屬於貧窮狀態，但卡加米政府正試著要讓它變成一個適合經商的國家，成為非洲傳奇。盧安達在世界銀行的商業環境排名中，在190個國家中獲得了第29名的成績。除此之外，該國更致力於性別平等：61％的國會議員皆是女性，居世界之冠。世界經濟論壇更表示，全世界只有五個國家大幅度地減少性別差異現象。

另一方面，卡加米政府卻脫離不了世人對非洲政權存有的刻板印象，據第三方監督組織「自由之家」指出，全非洲只有20％的國家可以被稱為是「自由政權」。盧安達一黨獨大的政府由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所掌握，而卡加米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該國四年前曾修憲過一次，據現行憲法規定，卡加米得以擔任總統至2034年。

美國國務院從調查報告中引用了一下事例：「國安部隊進行的隨意殺戮；國安部隊造成的『被失蹤』案；窒息凌虐、電擊、模擬處決的等國安部隊促成的虐待事件；國安部隊所執行的隨意關押；政治犯，以及更多行為。」甚至盧安達反對陣營人士更死於其他國家。

美聯社今（2019）年四月曾寫下這一標題：「在大屠殺25年後的今天，人們恐懼，人們讚揚盧安達總卡加米」卡加米讀了前兩個描述後，將標題退回去給記者，「還有第三樣，」他說道，「盧安達的人民知道他們要什麼。」

今年61歲的卡加米，他小時候父母便因圖西族遭迫害而逃往烏干達，他因而在該國一處難民營度過童年。外界認為他的個性孤僻、高冷，因而有了「技術官僚」及「冷酷男人」這兩個稱號。不過在眼前一晚700元美金的酒店房間中，環顧四周不見高檔傢俱，只有數名攝影師及便衣保鏢，而他樂於談論的話題往往棘手艱難。

其中一項是外國支援。在盧安達大屠殺結束之後，外界資金湧入政府國庫。一來是當時急需金源，二來是卡加米政府似乎給外界一種善於運用資金，而非貪污的好印象。然而，卡加米也擁有了當時與金錢隨之伴來的附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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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工作永不停歇，」他說，「最初我們獲得的資源是重建國度的基石。這也是人民體會到自身尊嚴的方式，如果他們在意的話。」談到尊嚴，卡加米是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屎坑國」（shithole countries）失言風波後，第一位見面的非洲領導人。他當時並沒有對此事多加留心。「如果任何人羞辱盧安達或我本人，那我會試著為對方找台階下。」卡加米說道，「我會試著想，是基於什麼原因才會讓對方這麼想？」

對於延長自己總統任期一事可能傷害盧安達民主，卡加米對此似乎毫不反省。「這些非洲領導人們佔著高位，卻沒有對他們的人民做出正確的事，腐敗的他們甚至連什麼對人民好都不知道。」卡加米說上一個任期結束前他本來想「離開」，但卻被哄騙去參加一個幾乎有99％勝算的選舉。被視為卡加米最強勁挑戰者瑞加拉（Diane Rwigara）先是遭取消參選資格，接著被逮捕入獄。

「我不是一個欺騙大眾的總統，」卡加米說道，「我也做了許多投資，但我並沒有做出違背人權的事，我不是那樣的人。」

真正的危險發生在數十年後結束總統任期之後，而下一個會是誰？卡加米說他所屬政黨並不打算培養下一個總統。「某種程度上那將會變成君主政體，或類似那樣的情況。」乘著灣流G650總統專機，他沒有像其他蠻橫的非洲領導人般前往巴黎度假，而是飛去美國取得了常春藤聯盟大學的畢業證書。

「我為了我的自由奮鬥過，」他說道，在反抗精神中僅存些微的歡快氣息。「我為了我的人民爭取自由。好過那些領導人，他們一來就說『停下你手邊的工作』。不，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我知道什麼是對我好的。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訴我該怎麼做。」

某種程度來說，或許對人民來說，終止惡魔般大屠殺的卡加米應該被英雄式崇拜。但對人權團體來說，每一項罪行都一樣。大屠殺背後的主使者應當面對國際制裁，但發起復仇式殺戮的長官也應當受到懲戒。這項爭論自1994年以來便從未終止，在這段黑暗的歷史中不斷糾結成團。卡加米的軍隊將屠殺犯追殺至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森林中，接著放任約500萬條人命在疾病及飢餓中死去。

「我們的肩上背負著屠殺事件的每一項難題，」卡加米說道。「我們會被責怪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活著。」「如果我們今天死了，」他笑著說，「他們也找不到責怪的對象了。我想在責難中活著及死亡之間，應當是不難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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