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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腦無法重視氣候變遷?

2019/09/03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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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Bryan Walsh(《時代雜誌》撰稿人,也是該雜誌前國際版編輯、能源與環境版特約作者,並於2006至2007年擔任東京分社負責人。現居於紐約)
譯:許睿洋

上週(原文發表於8月14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公布了一系列越趨駭人的報告。今(2019)年七月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月份,在歐洲和北極地區不時會出現嚴重的熱浪,使得格陵蘭的融冰量在8月1日破天荒地達到125億噸。但儘管氣溫上升的壞消息不斷傳出,世界各國對於減緩氣候變遷的努力卻是少之又少,放任201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史上新高。我們知道氣候變遷的狀況有多糟(至少對於不全然否定氣候變遷的人應是如此),但卻似乎難以付諸行動來我們的拯救未來。

造成這種情況的理由有很多,包含政治多極化、大型能源公司的假消息宣傳、碳基石化燃料替代能源的技術困難等。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深植於我們的大腦中。

當你今天躺在功能性磁振造影機(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裡,同時你試著想想關於自己的事情,你大腦中稱為「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MPFC)的區域便會如跨年夜的時代廣場般亮起。如果你想想自己的家人,內側前額葉皮質一樣會發亮,但亮度可能不會那麼強烈。而如果你想到一些和自己沒有什麼關聯性的人——例如南亞島國馬爾地夫的居民,他們有天或將因為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而消失於地表——內側前額葉皮質的亮度又會再減弱。

你其實不需要一台價值300萬美元的磁振造影器,就能知道人類是一種自我中心的生物。但2017年未來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Future)研究主任珍・麥戈尼格爾(Jane McGonigal)在電子雜誌《Slate》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你想到的是未來的自己,內側前額葉皮質被觸發的程度會遠小於想像當下的自己。當你想像的那個自己距離現在越遠,觸發的程度就越弱。正如她寫道:「你的大腦會將未來的自己當成一個不怎麼熟識,甚至一個你毫不在乎的人。」如果我們連未來的自己實際上都可以視為陌生人,我們對於還沒出生的世代的關心又會再減少多少?

經濟學上有一個數字可以用來解釋這樣的情況——社會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它將我們展望未來時價值下降的幅度予以量化,也可以說是如同利率的反面(利率是計算一項投資未來能成長的幅度)。決定社會折現率的因素非常多,如銀行貸款的利息、預期投資回收率等,但它同時也代表了我們對於未來重視程度(相較當下)的道德選擇。換言之,折現率越高代表我們認為未來的經濟價值越低。舉例來說,否認氣候變遷的川普當局以7%的年折現率來分析排放二氧化碳的社會成本(即每排放一噸的二氧化碳預計造成的經濟損害),這要比歐巴馬團隊使用的折現率高上許多。

折現往往在較短的時間範圍之下具有意義,例如一個企業決定是否進行借貸時。但當我們開始展望更遠的將來——可能是未來數十年、乃至數世紀氣候變遷的規模——折現反饋的結果卻有些令人困惑。已故的牛津大學哲學家德瑞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曾寫道:「在5%的折現率下,隔年有一人死亡的價值等同於500年後逾十億人死亡。」若我們從貨幣的角度來看,要避免當前全球經濟總值87兆美元在500年後受到損害,在5%的折現率下,只值得我們現在付出約2200美元。若把時間拉長至700年便會低至付出13美分。這就是遙遠的未來在我們心中貶損的程度,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如此不情願地對打擊氣候變遷付諸行動的原因之一。

我們如何衡量未來世代的價值會決定我們現在因應生存危機的方式。這套用在氣候變遷上尤為正確,因為它需要我們現在付出行動才能避免一些未來(或許是等現在活著的多數人都死亡之後)才可能感受到的災害。但如同耶魯大學未來學家、社會學家溫德爾・貝爾(Wendell Bell)寫道,真正的問題是,「當前為了未來福祉的犧牲看起來像是一條單向道。」我們現在經歷了犧牲,但卻是由將來我們素未謀面的人享受好處。因此相反地,此時此刻基本上就是在「對未來進行殖民」,用社會哲學家羅曼・克茲納里克(Roman Krznaric)的話就是把未來「當作一個我們傾瀉環境退化、核廢料、公債和科技風險的遙遠殖民堡壘。」

因為他們尚不存在,這些未來的人民無法發聲,也無法為自己的需求進行遊說。聯合國的存在一部份就是為了代表現在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無論他們身處何方,但紐約大學道德學家山繆・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告訴我:「並不存在一個跨越時空的聯合國。我們為了未來努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使他們的福祉成為我們的動力。」

薛富勒是《來生》(Death and the Afterlife等書的作者,但作為一名道德學家,他某種程度來說其實是位樂觀主義者。他認為,我們與未來世代的連結可能比我們自己想像得還要更為緊密。只有在我們死後未來還繼續存在的情況下,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才具有意義。他說道:「如果我正設法找尋癌症的解方,但人類在三十年後就要滅絕,這樣的行為說實在便不會太有價值。」我們不會知道遙遠的未來是什麼樣子,但我們確信它的存在。如果將它奪走,你等於奪走了生而為人重要的一部分。你當下便失去了價值——也許一點也不剩。

過去幾個世代或許不像我們一樣如此在意未來,但他們當時能影響未來的方式——無論正面或負面——也相當有限。然而,我們擁有這樣的能力來保護我們的星球免於小行星的撞擊,也有能力防止氣候變遷的災難性後果。這是一個甜蜜而沉重的負荷,卻也是許多人樂於忽視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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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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