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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領袖的誕生:缺席表揚大會的黑人女性民權鬥士

2019/09/11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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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Olivia B. Waxman
譯:李宓

1963年8月28日,25萬遊行群眾魚貫湧入華盛頓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此時,距離金恩博士發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演說,只有短短幾小時。六名女性受邀來到舞台,在「黑人女性自由義士致敬大會」(Tribute to Negro Women Fighters for Freedom)上,正式接受表揚。

在接受表揚的女性之中,除了羅莎・帕克絲(Rosa Parks)、黛西・貝茲(Daisy Bates),還有一位黛安・娜許・貝弗(Diane Nash Bevel)。當時25歲的她其實並不在典禮現場,而是身處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地區的一間汽車旅館,和時任丈夫兼人權運動伙伴詹姆斯・貝弗(James Bevel)一起窩在床上,一邊吃東西,一邊收看典禮轉播。

她憶起當時的情形,告訴時代雜誌:「那天早上在伯明罕,當大家開始集結,準備搭上巴士,貝弗跟我說:『黛安,現在大家都要準備出城,到華盛頓去。如果我們待在這,就能好好休息。這主意聽起來很棒。在那之前,我們一直很努力在想辦法動員群眾,我們真的累壞了。 」

典禮開始之前,並沒有人告訴她,她要上台接受表揚,但她在電視上,目睹了一切。

她說:「那感覺非常奇怪。我好想靠近電視,跟他們說我去不了。」

她涉入這場運動很深,但事前卻未接獲通知,這顯示了她與最終活動之間,有著多大的隔閡。時至今日,五十年過去,她希望眾人能夠記住女性在該次運動所扮演的角色。

一個領袖的誕生

娜許來自芝加哥,她的政治啟蒙於1959年,就讀納士維(Nashville)費斯科大學(Fisk University)之時。1961年,她告訴時代雜誌:「我想到南方來看一看這裡真實的狀況。」想當然耳,她的所見所聞都令她眼界大開。在某些餐廳裡,她沒辦法外帶。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也拒她於門外。

現在,她說:「人們想到人權運動以前的隔離政策時,想到的經常是不能進餐廳,或黑人只能坐公車後方的位子,但事實不止是這樣。 在那個時候,還有日復一日的侮辱。白人可以行經你旁邊,用任何難聽的名字叫你。要是你膽敢反擊或回嘴,你可能就會被打、被逮捕,甚至被殺害。我感到全然的憤怒。我想要學習新事物、想要拓展視野,但隔離政策卻完全相反,它是限制、是束縛、是禁制、是侮辱。每一次我遵守了隔離政策,我都覺得自己像是在同意,我確實就是比較低等,沒有資格使用某項設施,或者從前門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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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黛安・娜許・貝弗參與民權法案討論的資料照

她發現了詹姆斯.勞森(James Lawson)的校園工作坊。勞森在工作坊裡,與學生分享自己在印度跟甘地學到的各種不合作運動。不久後,她當上學生自治會主席,負責策畫六〇年代的靜坐活動,最終也成功讓納士維成為第一個廢除午餐食堂及大眾設施種族隔離制的南方城市。

後來,她合夥創辦了黑人民權運動學生組織(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在那個時候,眾議員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是附近神學院的學生,同時也是SNCC的成員。他在1998年出版的回憶錄《隨風而行:社運回憶錄》(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中,稱娜許是「那年秋天所有聚會當中,最負影響力的人」。

1962年,金恩博士說她是「廢除食堂種族隔離制不合作運動的精神領袖」。1965年,《投票權利法案》(Voting Rights Act)通過,娜許獲頒南方基督徒領袖會議(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最高榮譽:羅莎.帕克斯自由人權獎(Rosa Parks Freedom Award)。1965年那場意圖提升公民投票意識的知名塞爾瑪(Selma)—蒙哥馬利(Montgomery )遊行,其發起也由娜許協助推廣。當遊行群眾遭受棍棒及催淚彈攻擊,她也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讓救護人員得以進入隊伍進行救治。1961年5月14日,「自由乘車者」(Freedom Riders) 運動參與者在阿拉巴馬州遭受攻擊。而娜許也再度擔綱要角,決定該運動必須繼續下去。她組織納士維學生自治會成員,前往阿拉巴馬州,繼續完成「自由乘車者」的計畫。她想要證明:你不能用暴力打壓非暴力運動。

然而,不管她的行動多有成效,「性別」仍是她成就路上的絆腳石。

正如路易斯在回憶錄中所言,許多參與人權運動的女性都未獲得與男性同袍相稱的名氣,這是因為男性沙文主義在作祟,尤其當斯托克利・卡麥克爾(Stokely Carmichael)說出那句臭名遠播的「女性在社會運動當中唯一的立場,就是沒有立場」時,就不證自明了。路易斯寫道,他很欣賞娜許對任務的專注,「對每一週的進度極其認真,非常冷靜、謹慎,且永遠直率而真誠」。那場運動中,許多男士都為她傾倒,就連路易斯自己也不例外。(對此,娜許開玩笑地回答:「他們好幾年過後才跟我說!」)

娜許說:「當時有某些男人,只要召開記者會,就一定出席。但艾拉・貝克(Ella Baker)則確保每一個來參與抗議行動的人,都有落腳的地方。」

華盛頓遊行

娜許說,當「正義之行」(walk for justice)活動發起人、白人郵差威廉・摩爾(William Moore)在1963年4月23日於阿拉巴馬州被射殺身亡之後,她曾前往當地,試圖繼續完成那次活動,最終卻因此被捕。不久後,她就開始著手處理華盛頓遊行一事。娜許與先生詹姆士・貝弗在1961年結婚。她出獄之後,便由先生載她回到伯明罕的家。她回憶道,當時她的先生問她,「在白宮草坪上舉辦國家級露營,以鞏固並延續運動目標」這個想法怎麼樣?

她喜歡這點子,於是在會議上展開討論、邀請出席者、尋找場地、追蹤後勤。她記得,金恩博士也與一些同事共同出席。「露營」計畫和後續會議雖然不是1963年華盛頓遊行的起點,但卻捕捉了當時潛藏的社會脈動。遊行活動的雛形可以追溯至大蕭條時期:饑腸轆轆的一戰退伍老兵來到華盛頓,要求兌現當初承諾要給他們的加給獎金。1941年,勞工領袖菲利普・藍道夫(A. Philip Randolph)曾要脅要上街遊行,抗議國防事業對黑人的歧視。但後來,隨著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簽署行政命令,開辦公平就業委員會(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藍道夫也就暫緩了遊行的念頭。不過,他並沒有將這想法拋諸腦後。六〇年代早期,《解放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滿百年之際,遊行的想法也起死回生。

遊行計畫真正的起始,則以娜許為中心開始運作。她在紐約市組成了一支名為「Big Six」的委員會。在那個時候,她仍是核心的一員,一心只想看到計畫開花結果。她在伯明罕各地的教堂和公車站散布關於遊行的訊息。

她說:「女性經常做那樣的工作。這一切都發生在女性運動之前,所有人的性別意識都很低落,我也一樣。」

華盛頓遊行活動的計畫還包含了「黑人女性自由義士致敬大會」的事前安排,只不過娜許並不知情。

根據歷史學家珍妮佛・絲坎隆(Jennifer Scanlon)的著作《直到正義降臨》(Until There Is Justice),安娜・阿諾・賀吉蔓(Anna Arnold Hedgeman)、多蘿西・海特(Dorothy Height)等女性人權領袖一直以來,就經常告訴Big Six及周遭親友,在社運場合,女性應該也要有上台演講的權利。但男性卻說,他們不想把場面搞得好像在選妃,以免女性開始相互嫉妒。遊行前一週,他們妥協了:女性不會上台演講,也不會跟男性一起遊行,而是跟在後頭,但菲利普・藍道夫會在台上表揚她們的付出。

計畫是,她們一群人會上台,向大家鞠躬致意。絲坎隆在書裡表示,賀吉蔓提議表揚娜許和麥格・艾佛斯(Medgar Evers)的遺孀梅里・艾佛斯(Myrlie Evers)。委員會成員則選了羅莎・帕克絲、馬里蘭州劍橋運動(Cambridge Movement)領袖葛莉雅・理查德森(Gloria Richardson)、小岩城中央中學(Little Rock Central High School)種族隔離廢除運動的關鍵人物黛西・貝茲,以及丈夫在密西西比州因幫助非裔美國人登記投票而遭到謀殺的派里絲・李(Paris Lee)。

大日子來臨,藍道夫誤稱貝茲將負責頒獎給這些女性,而貝茲卻代表受表揚的諸位女性,發表了以下宣言:「這個國家的女性,藍道夫先生,讓我向你、向金恩博士、向洛伊.威金斯(Roy Wilkins) 等諸位自由人權鬥士保證,我們會加入你們的行列,而且就以我們美國女性的身分。」接著,藍道夫表揚了艾佛斯、娜許、理查德森和李。他吞吞吐吐,不記得其他人的名字,直到問了身邊的人,才有人提醒他還有羅莎・帕克絲。

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次的表揚足夠得體。賀吉蔓和海特都覺得爛透了。典禮結束之後,男性成員前去與甘迺迪總統會面。黑人女性全國聯合會(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則在隔日召開會議,討論女性在這場運動中的未來。她們為這次會議所訂定的名稱是:「遊行結束了,然後呢?」

繼續前行

時代雜誌在1961年針對自由乘車者重點人物進行了一次專題報導,當時,娜許告訴記者她曾想過要成為一名英語教師,但她也承認:「我的後半輩子很可能都陷在這裡了。」而事實也果真如此,現年81歲的她仍在校園裡教書,開設民權運動相關課程,享受和草根運動組織者交流談天,就像當年詹姆斯.勞森和艾拉・貝克對她的教導。

她說:

沒有人能用短短幾分鐘的話改變歷史 。甘地發明了一個過程,告訴我們怎麼改變社會,而抗議只占其中的兩成。在那背後,有成套的哲學、特定的步驟和階段。今日年輕人的行動,包含罷工糾察以及示威,都是從電視上學來的。但在當年的示威活動之前,我接受了長達四個月的訓練,其他人的訓練時間甚至更長。

對於今日年紀尚輕的活動組織者,她擔心他們太快就決定要抵制某樣事物,而抵制也未必會獲得具體的勝利,這很可能會讓他們打退堂鼓,不再參與未來的抗爭行動。她也擔心在#MeToo時代,我們該怎麼看待可鄙之人所做出的可敬之事。(這點娜許非常能夠感同身受。2008年,當時已是她前夫的人權領袖貝佛因亂倫指控而被定罪,刑期15年。沒過多久,就死於獄中。對此,娜許說:「我認為人們應該為自己做錯的事負起任。而貝佛被定罪,也算是一種負責。但除此之外,他們的貢獻和付出也應該獲得肯定。」)同時,她也擔心,緬懷歷史事件所營造出來的懷舊心態,很可能會淡化重要歷史時刻背後某些較殘酷的事實。

她還記得自己在觀看(又一次不在現場)華盛頓遊行五十週年紀念,政治人物接續發表演說時,內心矛盾的心情。「當年的華盛頓遊行,我們沒有邀請政治人物來演講。那是我們告訴他們該怎麼做的機會。當政治人物作為主要講者,就暗示了這根本算不了什麼社會運動。」

如今,五十年過去,娜許十分後悔,自己當年沒有上台接受表揚。

她說:「曾經有位女士打電話給我,跟我說他們替我準備了實體獎座,我隨時都可以過去拿。但我始終沒有過去,而我對此非常後悔。如果有人知道獎座的下落,請務必告訴我。到了今天,我一定會過去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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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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