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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美人的眼中,「民主」根本是一場失敗的實驗

2019/09/17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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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Marie Arana(來自祕魯,著有《Silver, Sword, and Stone: Three Crucibles in the Latin American Story》,Simon & Schuster出版。)
譯:李宓

兩百多年前,委內瑞拉自由義士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先是在牙買加受難,隨後重振旗鼓,發起革命,將美洲從西班牙手中解救出來。他抱著難以遏止的憤怒寫道:「我害怕的是,民主非但無法拯救我們,甚至可能將我們推向滅亡。」20年後,聖塔安那(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將軍在盛怒之下廢除了新頒布的墨西哥憲法,並且宣告:「我盡心盡力為自由而戰。但就算從現在開始算100年,墨西哥人還是不會做好準備,接受自由。專制獨裁是這裡唯一可行的制度。」

時至今日,許多拉丁美洲人都同意這樣的說法。「拉丁美洲民主動態調查」(Latinobarometro)指出,支持民主的拉美人,只有不到一半。少於四分之一的人,對民主為自己國家所帶來的改變感到滿意。然而,考慮到這個地區的歷史,人們對民主的反感恐怕也不能說是意外。畢竟,在這些地方,民主打從一開始,就出了問題。

19世紀,拉丁美洲從一場又一場的獨立戰爭惡夢中脫離出來。然而,儘管革命軍多半都屬有色人種,但底層階級的士兵,卻總是不受重視。有錢的克里奧人(Creoles,西班牙裔白人)爭搶殖民地主所留下的財產,當初激發革命的啟蒙運動中心思想,完全被拋諸腦後。在政府的操作之下,皮膚顏色深的人維持著勞動者的身分,白人則獲掌權大位。法律(自由世界不可或缺的東西),也被棄如敝屣。獨裁者一個換過一個,隨心所欲刪改法條。當初為了自由奮力爭戰的印度人和黑人,再度遭到奴役。西班牙人仇視他們,強迫他們入獄。西班牙人的子嗣則更變本加厲。嚴重的種族歧視使拉丁美洲衝突一觸即發。一個緊繃的年代就此來臨。

1824至1844年,祕魯成為自由共和國的前20個年頭,一共換了20個總統,在這個備受蹂躪的國度之中,可說是最令人焦慮的核心問題;玻利維亞兩天換了三個;阿根廷建國前十年也出現了超過一打領導者。之後又過了一個世紀,到了1910年,一反白皮膚與深色皮膚之間的嚴重不合,墨西哥又發起了一次革命。隨後,拉美人民紛紛開始對「起義」展現關注。

接下來一個世紀,唯一穩定的,似乎只有獨裁本身。卡斯楚(Fidel Castro)的革命鼓舞了拉丁美洲底層階級,使他們起身反抗。然而,在美國禿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猛烈的反暴動支援下,強盛的跨國軍團毫不留情地弭平了動亂。在阿根廷,陸軍總司令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悠哉出席了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1978年世界盃慶祝大會。完全無視異議人士被打得皮開肉綻、被趕進集中營,或先是被下藥,爾後被人從雙翼飛機和直昇機上推進泥濘不堪的巴拉納(Paraná)。

到了七〇年代末期,拉丁美洲20個國家當中,有17個由獨裁者統治。20年後,情勢翻轉,足足有18個國家以民主取代了鐵腕。就像骨牌倒塌一樣,軍政府一個個敗給了民主政府。諷刺的是,卡斯楚在古巴共產革命的成功,一方面成為許多國家鐵腕治國的起點,另一方面,卻也刺激了群眾對平等越趨強烈的渴望。在自由派官員心中,「不同可能」的念頭就此生根。

八〇年代末期,民主選舉撼動了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尼加拉瓜、巴拉圭和祕魯。後來,巴拿馬、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也跟進。到了1999年,只有兩個國家成功抵抗了民主的誘惑,那就是卡斯楚的古巴,以及墨西哥。整個20世紀,墨西哥幾乎都由同一政黨掌權。隔年,西元2000年,革命制度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被推翻,墨西哥成了拉丁美洲的民主楷模,每六年舉行一次選舉,一切井然有序。

一開始,民主在拉丁美洲運作得相當順暢,經濟狀況前所未見地高速成長,中產階級人數略增。至於在哥倫布用盡金礦,決定開展奴隸貿易之後,便大肆猖獗的不平等,則稍有趨緩

然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拉美民主變質以前。後來的一切,只活在魔幻寫實主義者的想像當中。這群民主投票選出的總統擴張了自己的軍事權力、廢除憲法、閃避司法制裁、防堵外人對他權力的審查、無止境延長自己的任期,並且如同馬奎斯所言:「成為拉丁美洲唯一創造出來的奇幻生物。」

玻利維亞第一位原住民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原先只是貧苦的古柯葉農夫,他給了玻利維亞希望,以及實現平等的方法。不過後來,他就像身邊許多伙伴一樣,成為了富有而極端的專政者——典型的守舊「高地酋」(Caudillo,意指軍政領袖或專政元首)。拉美各地領導人所造成的傷害嚴重程度不一,但都以某些形式涉入貪腐、參與暴力,或壓迫異議份子。智利有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祕魯有藤森(Alberto Fujimori)、阿根廷有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厄瓜多有柯里耶(Rafael Correa),尼加拉瓜則有奧蒂嘉(Daniel Ortega)。在委內瑞拉,查維茲(Hugo Chávez)口口聲聲說要強化法治社會,實則偷偷摸摸將法院納入政府旗下。馬杜洛(Nicolas Maduro)則明目張膽延續了前任總統的專制。他被人查出試圖吃案,阻撓對巴西營建業巨擘奧德布雷契公司(Odebrecht)賄賂案的調查。

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了一份報告,其中委內瑞拉、厄瓜多、尼加拉瓜、玻利維亞、宏都拉斯(全都是有名無實的「民主國家」)名列法治程度最低的國家。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在反黑、反貪聯盟的推舉之下當選,意圖矯正原本的歪風。然而,對話再艱難、承諾再中聽,短短六個月後,失業率節節攀升、經濟一蹶不振。波索納洛的兒子被控貪污(不過他否認這項罪名),暴力情節也更加嚴重。

政治因素不是民主失敗的唯一原因。

就像銀礦同時為西班牙菁英帶來財富,也為美洲原住民帶來折磨,排外的社會和毫無節制的非法藥物貿易,則為極少數人帶來錢財,為數眾多的他者所得到的,只有巨大的傷害。歷史無限循環、一再上演,同時伴隨著此地區最嚴重的苦難來源:極度的不平等。拉丁美洲之所以一直是全世界平權程度最落後的地區,恰好是因為這個地方始終處於被殖民狀態——剝削者、征服者、傳教者、黑手黨,過去兩世紀的壓迫者,則為數不多的本國菁英。

在拉丁美洲,人們普遍認為這樣的情形必須改善。石油大國委內瑞拉怎麼會餵不飽自己的人民?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為何一夕之間,得在大停電的一片黑暗中胡亂摸索前行?哥倫比亞墨西哥飽受毒品摧殘,五十幾萬人民死去,即使是成長中的經濟體,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要如何持續發展?

若以死亡人數做為基準,拉丁美洲是地球上最凶殘的地區。世界上最危險的十個城市全都座落在拉丁美洲。對本地民主來說,這傷害恐怕最重。在這裡,暴力事件通常蓄意且冷血,犯案的可能是政府官員,也可能是黑幫罪犯。這也難怪美國邊境出現了大批試圖入境的絕望移民。恐懼驅使拉美人民向北遷移。

同樣不足為奇的,是拉美人民視自己國家的民主為一場敗仗。經濟可能真的有所成長。外籍投資者或許能成功。但當地人民並不相信經濟狀況真的有比較好。他們渴望擁有更穩定的政府。或許這就是為何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民主其實不利於一般大眾,專制政府底下欣欣向榮的自由市場能給予的反倒更多。

結果是,拉丁美洲的民主競技不敵複雜的地區歷史。差別待遇、世道不公、貪污腐敗、殘暴無禮——無人照料的舊傷就是不滿最強而有力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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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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