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ya Wiley（紐約市民事訴訟審查委員會主席）
譯：Wendy Chang

近日，美國德州巴奇泉鎮發生了警察開槍打死15歲少年的事件，死者Jordan Edwards在駕車駛離警察的時候遭射殺。警察單位取得了一段影片內容，發現和開槍員警最初的供辭不符，真是幸虧當天警察配有的隨身攝影機。事件發生三個月後，射殺Jordan的員警遭到革職，現在面臨謀殺罪的刑責。

隨著調查持續進行，有件事是絕對清楚明白的——影片技術正在形塑我們的世界，特別是在警察監督的背景下。

科技可好可壞，端看我們怎麼使用。上個月紐約市警察局擴大了隨身攝影機試點計畫，將巡邏人員也納入計畫中。隨著該計畫引起整個城市乃至於美國內的正面討論，我認為使用這項新技術是個挑戰也是機會——而隱私權還有公平正義應該列為優先考量。擔心資料的蒐集、持有、使用、還有分享方式是蠻合理的，但隨身攝影機所錄下的影片是真的可以成為警察問責的工具，也能支持合法執勤的警員，就如同旁觀者或是監視錄影機一樣。

紐約市民投訴調查委員會（CCRB）每年審查近5000起涉嫌警察不端行為的案件。調查人員審視許多類型的證據，包括不同來源的影片，如監視錄影機、證人的手機，以及較不常見的隨身攝影機。

錄製的毛片為調查人員提供了事件的客觀細節，CCRB最近分析了過去五年中的不當行為指控，並發現這些影片有助於CCRB裁定未配戴隨身攝影機警察的不當行為。而目前這些影像大多來自一般民眾或是監視錄影器。

若有足夠的可靠證據來確定事發經過，CCRB就會「依事實認定」某指控，意思是我們「證實」該指控（發生並且是不當行為），並發現它沒發生／或有發生，但警察是合法行事。感謝影像的出現，CCRB已經大大增加了能解決的案例，去年CCRB終結了57％有影像為證的指控，對於沒有影像為證的指控，只有45％結案。而在2015年，兩者的數字分別為56％及41％，2014年則是53％和39％。

當事件發生時，民眾和警察對事發經過的描述往往不同，影像可以提供平衡，幫助我們證明每一版本的證據支持論點的差異。這樣具獨立性的驗證方式其實有利於所有人，平均而言，過去5年CCRB已經有能力可以證實警察的不當行為，有影片的結案率是沒影片的兩倍，18.6％比上9.3％。

不一定在每項指控、投訴中都會有影像證據，但它帶來的好處甚多，隨身攝影機提供調查人員額外的證據來源，我們可以更加瞭解事發經過，做出適當的判決。

人權團體對於影像的錄製、儲存與使用方式高度警覺、謹慎，對於少數族群如性犯罪受害者的隱私權十分重視，要求高度的尊重，甚至對於任何一開始就被錄製但是後來發現跟犯罪事實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人，都抱持著一樣的態度。某些族群——特別是有色人種——對於過度的監督懷有合理的擔憂，同時倡導者也呼籲大家注意警察還有被告之間取得隨身攝影機毛片的方式。CCRM將會持續關注這樣問題，確保政府官員不會濫用影像資料，或是修改他們在影片中的陳述、訪問、或是毛片的相關露出。

紐約市警察局對於員警何時應該使用隨身攝影機，何時又需要關掉，目前尚未有指導方針，也沒有完整地解釋如何在巡邏時使用。隨著首批試驗的員警一直配戴隨身攝影機，紐約市警察局必須要發展出一套包容性的策略，將關鍵人物如CCRM、民權團體、以及倡導者等利益相關者聚集，確保我們的城市擁有嚴密和身體的知情權。

影像也有助於遏制警察和民眾的不當行為，不只是確定警察可能發生不端行為，正因為如此，CCRB的調查員必須直接查看相關影像，以幫助調查不當行為。這目前已經是某些警察單位包含華盛頓特區警察局的標準，如果得以執行，CCRM將可以加快調查速度，這也會所有涉及不正當行為的指控帶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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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