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章節
16 110 專題文章

我是一名男性,我曾經被女主管性騷擾

Photo Credit: Depositephotos
唸給你聽

文:Josh Levs
譯:Wendy Chang

Josh Levs是一名作家,著有《All in: How Our Work-First Culture Fails Dad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And How We Can Fix It Together》

隨著福斯新聞員工指控前董事長兼執行長艾爾斯(Roger Ailes)和主播歐萊利(Bill O’Reilly)性騷擾的愈來愈多細節出爐,我深深地受到打擊。我不是被這兩個人否認的行為打擊到,很可悲的不是,我被震撼的原因是,揭露出來的細節中所描述的某些情況跟我的某些經驗相似。

雖然我是一個男人,但做出這些行為的是一名女性。

艾爾斯和歐萊利自福斯新聞台離開之後,相關的討論四起,都是圍繞在需要制止對女性的性騷擾。但這並非只是一場為女性而打的戰爭,而是我們所有的人都該一起努力,建立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環境。

我希望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可以幫助更多的男人加入這場戰役。

我初入社會時是在媒體任職,實習的小公司把我指派給一位資深的女性,跟她一起做專案。

她告訴我,她喜歡在深夜工作,半夜三更都沒有人的時候。從我們第一次開始互動,她就一直問我什麼時候要帶她出去,然後她告訴我,她決定我們兩個要發生關係。她生動地描述我的身體,並要求我畫自己的裸體畫,當我拒絕說這是不恰當的,她反而畫出她想像中我的身體樣子,然後要我指出是否精確。

我試著仔細評估整個狀況,看是不是能夠把她當作在開玩笑混過去。只要她對公司說一句我的壞話,我就會被開除。她用這個當把柄,強調自己的權勢。

我們一起工作了一個又一個夜晚,我試著看她好的一面,感謝她教我工作上的事、多微笑,更重要的是做好我的工作。但不論我說什麼、做什麼,她都可以把話兜回性愛上。我們兩個一起坐在一個小小的地方,她要我坐得離門口很遠,這樣她每天晚上都可以用自己的身體擋住我進出的路。

有時候她會對我展現敵意,「你是不是永遠都不會帶我出去?」我試著一笑置之,告訴她我現在是在實習,這樣並不妥。然後她就開始發飆,問說為什麼我不想要她。

最後專案終於完成了,我終於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合作新案子。我盡可能地跟她保持距離,很快地,轉機出現了。我的職位被調動,手握的權力也不一樣,她於是放棄。

我永遠不知道如果我當時採取行動會發生什麼事,但就算現在回頭看,我還是覺得即使試著投訴,也不會有好事發生,就像主播凱利(Megyn Kelly)對福斯所說的一樣,如果在等待轉機出現的過程中,就開始進行她對這兩個人的指控,根本就是工作上的「自殺任務」。她說:根本找不到人投訴,而唯一會被扳倒的人是我。凱利也表示她確實曾跟有義務回報此事件的人投訴。而當時作為一個媒體公司實習生的我,要回報此類事件的對象正是騷擾我的女人,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最後,這個曾經騷擾我的人離職了,現在她是個自由工作者,無法對任何人使用這種權力。

我發現自己的故事和許多女性遭遇的有所不同,我從不怕她可能真的強迫我發生關係,或是在身體上對我造成傷害,我也沒有擔心整間公司的性騷擾文化。而有別於前主播卡爾森(Gretchen Carlson)指控在福斯發生的一切,我在事業上並未遭到阻礙。整體來說,遭到性騷擾的男性回報數量只是女性的一點點,而女性較不可能擔任高層職位,或是像福斯的艾爾斯一樣濫用權力。

可是,有些元素還是相似的。

當女性挺身而出發言時,有些性別歧視者會說出你早就預料到的蠢話:「是她自找的。」「她應該會感到高興啊。」「她之後也是對那個人很好啊,所以怎麼可能有什麼事發生?」有些人可能也會對我的故事做出一樣的回應,這些都是荒謬的話。

騷擾一點都不令人舒服、愉悅,而是會讓人非常不安、甚至感到害怕恐懼。我們需要工作,也渴望職涯可以順遂發展,而當你的身體和性慾被視為一種商品時,你馬上就會感到不舒服。「和我發生關係,我就在工作上推你一把」並不是個誘人的提議,而是威脅。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男性在職場遇到性騷擾,而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過去十年收到的性騷擾申訴中,有六分之一是由男性提出,但研究人員認為男性可能比女性更難以說出他們的經歷。

一項發表於《社會心理與人格科學》期刊中的軍中男女研究顯示,一半的女性和近20%的男性在過去12個月曾回報自己遭遇性騷擾,同時,一項餐飲業調查也發現,三分之二的女性和一半的男性曾經遭遇管理階層的性騷擾,而近80%的女性和70%的男性遭受同事的性騷擾。

如果你對於遭遇性騷擾的人很快就下自己的判斷,你確實需要看看現實狀況,不管你是誰,性騷擾都可能發生在你身上。不管你是誰,你應該努力一起阻止性騷擾發生在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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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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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0 專題文章

為什麼波士頓的球隊無法逃過該城市的種族歧視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唸給你聽

文:Sean Gregory
譯:Wendy Chang

美國不想要有種族主義的運動迷,然而當波士頓出現種族仇恨的惡毒行為事件時,大家通常會感到憤怒,但並不令人意外。就像上周一巴爾的摩金鶯中外野手亞當瓊斯(Adam Jones)說他在芬威球場(Fenway Park)被人用「黑鬼」叫了幾次。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瓊斯表示他曾經多次被攻擊,而且之前在波士頓的時候就已經被嘲諷過了,而他只是最近期的一個在該城市體會到歧視的專業運動員。獲得NBA名人堂的比爾羅素(Bill Russell)從1956到1969年為波士頓賽爾提克人隊贏了11次冠軍,他在1979年出版的回憶錄《Second Wind》中就把波士頓成為「種族主義的跳蚤市場」。羅素寫到:波士頓有著各種不同的種族主義,新舊皆具,而且都以最惡毒的形式存在。這個城市已經陷落,市府內任用親信的種族主義者、會丟持磚頭的種族主義者、喊著要把黑人送回非洲的種族主義者,還有在大學城虛偽的種族主義基本教派。

波士頓紅襪隊是最後開始採用黑人的棒球隊,直到1959年才進行。歷史上許多報告都稱當時的管理階層是公開的種族主義者,K·C·瓊斯(K.C. Jones)在1960年代曾效力於波士頓賽爾提克隊,並且於1980年代擔任該隊的教練,帶領球隊拿下兩次總冠軍,他表示自己在擔任球員時,波士頓郊區的居民曾反映不希望他入住社區內的房子。1990年,麻州韋爾斯利鎮的警察跟賽爾提克新秀迪布朗(Dee Brown)發生拉扯,並且拿槍指著他,認為他是一名銀行強盜,(但K·C·瓊斯還有迪布朗都強調,整體而言他們很享受在波士頓的時光。)

前NFL(美國全國橄欖球聯盟)的防守前鋒Garin Veris曾在1985到1991年為新英格蘭愛國者隊效力,在此期間從波士頓郊區搬到市中心。「我在俄亥俄州長大,到加州就學,而且幾乎到過美國每一州,但是我從來沒我被稱作『黑鬼』、『有色男孩』或任何其他相關用字。」Veris在1991年接受《運動畫刊》的採訪中提到,「直到我到了波士頓,我想你會說這些評論有可能在任何地方都聽到,但是我就在這裡會聽到。在波士頓這個地方。」

2002年運動作家Howard Bryant出版《Shut Out: A Story of Race and Baseball in Boston》,在書中他提到「多年來,許多黑人棒球員包含傑基羅賓森(Jackie Robinson)一路到David JusticeAlbert BelleTim Raines蓋瑞雪菲爾(Gary Sheffield)還有Dave Winfield都曾對於到波士頓打球表示猶豫,合約里內藏的語言都明確地阻止他們被交易到紅襪隊。」2007年洛杉磯天使隊外野手Gary Matthews Jr.表示:波士頓球迷「很吵」、「是酒鬼」、而且「令人討厭」,芬威球場則是「少數幾個你會聽到種族歧視用字的地方之一。」

這種情況也延伸到曲棍球。2012年,華盛頓首都隊邊鋒Joel Ward(也是黑人)就在打贏波士頓熊隊後,網路出現熊隊迷給他取的帶有種族歧視的綽號。

沒錯,許多黑人運動員在波士頓擁有非常多正面積極的經驗,我們也不是很確定多年來嘲弄Jones以及其他運動員的種族主義者是否就是波士頓人,但是最近發生的事件也顯示這個城市的球場還有體育館並還沒脫離不好的名聲。

2016年11月,該市市長馬蒂威爾許(Marty Walsh)在波士頓大學一場種族議題的公開對話上承認;「波士頓有種族主義的問題。」而週二,威爾許再次在Twitter譴責發生在亞當瓊斯身上的遭遇:

(這些言詞與行動不該發生在芬威球場、波士頓,或任何地方。我們應該可以做的更好。)

對於一些人來說,惡劣的嘲諷是更深層文化問題的表現。麻省理工學院城市研究與規劃系教授凱薩麥克道爾(Ceasar McDowell)在系上開設社區發展實踐課程,他表示,種族主義行為已經是「內嵌成這個城市的DNA。」拜倫羅辛(Byron Rushing)是從1982年起即代表波士頓的麻州議員,他指出:非洲裔美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從美國南部遷移時,比較會選擇東北部和中西部的城市,如紐約、芝加哥、費城和底特律,因為相對來說波士頓的經濟發展沒有那麼好。「所以你在波士頓會看到的是,」羅辛說,「長期以來白人佔絕對多數的狀況。」

當波士頓的經濟在二次大戰後開始發展,非裔美國人開始移居波士頓,這個城市的種族仇恨已經要開始沸騰,到了1970年代,為了要整合市內的學校、達成種族融合,黑人學生被安排到白人學校裡上課,而波士頓的種族仇恨行為經傳播全美都可看到。抗議者朝著載著黑人學生的校車扔磚頭,建築物外面到處可以看到「黑鬼滾回家」的標語,一名海地裔的黑人被毆打;一名黑人學生刺傷一名白人學生。一名反對種族融合政策的白人男子,向一名黑人律師揮舞著美國國旗,把它當作矛來使,該名律師的鼻子被打斷了。麥克道爾說:「人們還沒有想到要怎麼從這樣的經歷中走出來。」

根據2016年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的報告指出,雖然現在種族多樣性提高了,但是波士頓的種族藩籬仍高於全美城市平均。「波士頓地鐵在種族上或是族群上都快速地變得更多樣。」報告指出,「但是單一社區裡並沒有反映出這種多樣性。」

羅辛也想知道種族歧視性的嘲諷已是過去式,還是仍是不容許其他族群的表現,會出現在其他的地方。「大家還是覺得他們可以這樣做,而且沒事嗎?」羅辛說,「現在仍舊是這樣,還是只是過去波士頓的一塊剪影?」

這個想法反映在巴爾的摩金鶯隊營運長約翰安格羅斯(John Angelos)的一段回應裡,他在接受《國家》雜誌的採訪裡提到:「這悲劇性地反映了折磨我們社會的疾病,我們似乎每天都被提醒自己的社區被種族、性別、原籍、族裔、信仰等仇恨、偏見、歧視圍繞,甚至性傾向、還有其他生命事件都會遭受同等待遇。」

紅襪隊已經向亞當瓊斯還有金鶯隊道歉。該團隊在一份聲明中指出:「紅襪隊絕對不容忍這種行為,我們整個組織還有球迷也因少數人的無知行為感到噁心。」

這些無知的球迷並非真的代表波士頓。但是要彌補這個城市造成的種族傷痕仍是一個不停歇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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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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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雜誌是全球最受信賴的新聞來源,透過卓越報導、文字與攝影捕捉那些形塑我們生活的事件。時代集團旗下擁有100個經典品牌如時人(People)、運動畫報(Sports Illustrated)、時代(Time)、與財星(Fortune)等雜誌,以及其他如英國創立的Decanter、Wallpaper等超過50個各式各樣的媒體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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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10 專題文章

金錢正在扼殺青少年運動與他們的人生

Photo Credit: Depositephotos
唸給你聽

文:Douglas Brunt
譯:Wendy Chang

Douglas Brunt是一位暢銷作家,最新的小說《獎盃之子》由美國聖馬丁出版社出版,將於5月30日上市。

我的兒子六歲時,每周一到週五下午四點到七點都跟一群朋友踢足球。一個六歲小孩的練習時間跟第一級別的運動員一樣。(我們知道的父母實際上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那麼享受踢球時光。)

1977年我六歲, 當時的青少年運動員不是像現在這個樣子,而我還蠻好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我開始觀察我們社會如何關注運動,用最好計算關注量的指標來研究:金錢。

大家都知道專業運動員的收入非凡,但大家不太知道或是理解的是,這些財富是如何地滲透我們社會中父母教導孩子的方式,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

我先檢閱了獎金的演變,把過去100年的職業棒球選手薪水跟全國平均工資做比較,發現前50年(1920-1970年)棒球選手的平均收入是全國平均收入的3.4倍。

隨著電視合約、授權商品銷售、以及其他收入來源為運動產業注入了幾十億美元,而運動員開始分享收入,薪水隨之成長。薪資倍數從1970年的3.4倍,迅速地在2015年攀升到7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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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從美國人口普查數據和baseball-reference.com推斷

貝比魯斯(Babe Ruth)是個例外,他在生涯高峰時年薪只有八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100萬美元。反觀A-Rod一年則可拿3,300萬美元,是貝比魯斯的33倍,這還是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數字。威利梅斯(Willie Mays)最高的薪水是1971年的18萬美元,漢克阿倫(Hank Aaron)在1976年的薪水是25萬美元,兩個人的薪資在通貨膨脹調整後都可達96萬美元,而目前大聯盟球員最低的薪水是50.75萬美元。

在網球中可以看到更極端的例子。1968年的溫布頓網球賽男子單打與女子單打冠軍獎金分別是2,000英鎊和750英鎊,到了2015年,每個獎項的獎金是188萬英鎊,但在1968年以前,冠軍根本沒有獎金。

從1920年到1970年這50年中,我們的運動員是英雄,而不是百萬富翁,當時的運動員必須要花時間做許多工作,甚至賣保險來養活自己,體育項目所藏的巨大財富是新現象,這也是十年前大家所無法想像到的。對於小孩子來說,穿著條紋棒球衣的男人是英雄,我們想要成為跟他們一樣的人,不管他們賺多少錢。

可是這種財富現象被家長發現,而且欣羨渴望。很少會有父母會堅持讓孩子為了少少的錢打球,還要做好幾份工作來打平收支。倒是很多家長渴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因打球拿下一億美元的合約,並且接下代言。這是一條出路,一條向上爬的路。

如果它無法帶來合約,也是可以讓你進入大學,要拿到耶魯大學的入學並不需要在許多事情上都很周全圓滿,你只要在一件事情上突出即可。不管是成為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西洋棋國手,還是籃球、足球、棒球的頂尖球員,想要成功進大學只要專業化就好。

運動本身已不是獎勵,現今的獎勵是大學獎學金、世代的財富、迷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許多父母趨之若鶩。

運動的強度愈來愈強,父母在背後推動,讓孩子開始從事運動的年齡愈來愈低。從專業運動員程度,到大學、高中、國中,還有讓我們八歲小孩參與的巡遊球隊(travel team),這種現象隨處可見。運動的教育意義被抹去,和學習過程、團隊合作、紀律漸漸無關,反而是練習和進步之間仍存在著一絲關聯。

現在大家的目標是拿到下個階段的入場券,在九歲進入巡遊球隊,接著就可以進入中學隊伍,接著是大學,然後贏得大學獎學金跟NBA合約。

在大部分的社區裡,如果父母沒有讓孩子報名巡遊運動,他們就不會讓孩子去流浪。如果家裡沒有讓孩子從九歲開始就犧牲平日晚上還有所有周末的時間,這些孩子就可能無法在高中體驗到當運動員的經驗。

這帶給我們孩子兩個不利的影響,第一,家長以及我們社會的運動基礎建設都正迫使孩子過早從事單一運動,(或是運動以外的其他領域,比如鋼琴、小提琴、西洋棋等等),限縮了孩子的發展。第二,拿到獎金的需求大增,已經出現了額外輔導的家庭工業,很像SAT準備課程的家教,將「無所不能」的動態氛圍延續到運動中,以弭平運動場上的水準差距。

專門從事一項運動並非壞事,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必要的。但這個時間點往往是在大學,在我高中的時候,有很多人是同時從事兩、三項運動,而現在這樣的情況愈來愈少看到。現在的高中課程競爭很激烈,運動員往往花一個賽季運動,但另外兩個賽季還是為同一項運動做準備。一般來說,他們從事的運動是早在好幾年前就挑好的,校外的青年體育聯盟,不管是籃球、足球、棒球、曲棍球,都安排了一輪又一輪的循環賽還有練習,因為時程往往重疊,所以一個運動員只能選擇一項運動,而我們的孩子在八歲時就必須要做出決定、下注。

而且,從事這些運動所需奉獻的時間還有精力早已遠遠超越過去幾十年美國青年所經歷的。孩子們選擇一項運動,所犧牲了不只是其他運動,更是犧牲了其他的生活形式。沒有露營、沒有烤肉活動、沒有悠閒亂晃的機會。

而那還是小孩子有成功的狀況。如果想要成功,還要進到私人教練的階段,籃球選拔賽只剩三周?你就需要參加技巧培訓班來快速提升技術,每次一花就是300美元。

Determined female tennis player playing match on the court in summer
Photo Credit: Depositephotos

2015年NPR發布的調查報告,是由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和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進行,顯示了家庭社經背景與父母對於孩子參與職業運動的期待有相當程度的關係。擁有大學學歷的父母中,9%希望他們的孩子成為職業運動員,相比之下高中學歷以下的父母,有44%的人希望孩子達到這樣的目標。

並不是每個家庭都可以負擔得起昂貴的運動花費,同樣地,並不是每個家庭都可以負擔得起普林斯頓大學的SAT準備課程。金融障礙造成社會經濟失衡,即使在運動中也是一樣。

但這樣的不平衡並不會影響一個六呎八吋具有運動細胞的孩子,他還是可以組成球隊,差別只是在於,他是跟處在邊緣、希望有運動經驗的孩子一起組成。一個來自能夠負擔私人教練費用家庭的孩子,很可能可以組成一個隊伍,沒有辦法負擔的孩子可能沒有這樣的機會,放學後還要找其他的事做。希望他們能夠擺脫困境。

問題不在於專業運動員的薪水是全國平均水平的78倍,還是3.4倍。我們的社會喜歡運動也喜歡獎勵運動。這是市場所支持的,而運動員也應該賺到他們的錢。

問題在於,體育的財富和名聲是引導著大家不正當地養育子女,讓孩子過早就決定了自己的人生,只為了可能贏得的成功。

在拿到專業合約的道路上,已經躺滿了青少年的屍體,他們為了運動犧牲自己卻失敗了,而現在面對運動員以外的人生,是一點準備也沒有。我們的社會即將面對這樣一個世代的青少年進入就業市場。

而且解套的答案在於家庭還有學校中,一些可行的補救措施諸如限制高中賽季之外的體育練習、設定專業聯賽的最低年齡限制、提高父母對於兒童平衡教育以及經驗重要性的認識。

類似的意識似乎慢慢被建立中,2016年五月,NBA球員柯瑞(Stephen Curry)站出來反對過早進行專業化運動,他表示就是因為自己在高中的時候從事多項運動,才讓他成為一名更好的籃球員。2015年8月,美國網球協會(在我看來,網球是早期單一運動專業化的極端例子之一)率先推出了廣告,提倡參與運動多元化,有助於提升運動表現、減少倦怠感及隔閡感,並且更享受運動。目前也有大量的研究支持這項說法,但是研究要撼動父母的行為還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運動中有什麼在等著我的孩子。現在他們嘗試很多不同運動。即使他們討厭某一項,我們還是讓他們至少試幾次,因為重點就是要嘗試。如果他們熱衷於某一項運動,那就更可以自由地去玩。但對我來講,這絕對不是全有或全無的選擇,我也希望對他們來說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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