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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美國才能繼續偉大:用畢生反骨能量阻止死刑的「死囚天使」辭世

2017/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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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lobal Panorama @ Flickr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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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作「死囚天使」的思嘉・霍蔓於七月十二日去世,縱使七十歲不算是非常長壽,但對那些一開始就認識她的人來說,能堅持「阻止政府執行死刑」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這麼久已經令他們非常訝異。

文:David Von Drehle
譯:高子媁

她一生中曾多次被稱作「死囚天使」,但思嘉・霍蔓(Scharlette Holdman)的形象可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天使。她毒舌、配上詭異的幽默感,還有著會把打字機砸向門板的壞脾氣;反骨的傾向嚴重到根本不只是一種「傾向」,對當權者的不信任與反感簡直就是她的中心思想。由於政府最高的權力是死刑的執行,她把全部反骨能量都投注在阻止他們執行死刑之上。

在幫美國無數惡名昭彰與無情的殺人犯辯護四十餘年後,霍蔓於七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七十歲,自始至終都是個鬥士。縱使七十歲不算是非常長壽,但對那些一開始就認識她的人來說,能堅持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這麼久已經令他們非常訝異。在1970-80年代間的十二年左右,死刑在佛羅里達可說是主流政策,大量的經費也被拿來研究如何讓死刑的執行更有效率。霍蔓帶頭反對這項風潮,陪伴她的只有香菸、咖啡因、酒精和膽識。

身為一個非營利、幾乎沒有預算的人類學家與參政者,霍蔓強迫自己成為連刑法中最複雜與刁鑽的部分也瞭若指掌的專家。這些專業知識讓她清楚知道佛羅里達州超過兩百位的死刑犯各在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樣的協助。當事態緊急時,她會跑遍全州甚至全國,請求或是哄騙志願者來幫忙。

事實上,某些情況下只要是任何有律師執照的人都可以。如果這些不情願的律師並不是刑法專業,霍蔓便會派出她的一小群律師同伴與他們聯絡。這些律師都是死刑官司界的傳奇人物,如馬克・奧利(Mark Olive)、理查・包爾(Richard Burr)和已故的克雷德・巴納德(Craig Barnard)。

批評者稱她為「拖延女士」,而根據佛州政治人物與檢察官所說,她是實現群眾意志的重大阻礙。事實上,霍蔓是每個月只靠600美金過活的單親媽媽,收集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圖書館廢紙簍中沒用過的影印紙並用於熬夜擬答辯稿。當時她常飆著100英里的快車奔波於法院之間,與死刑犯的時間賽跑。她還曾用自己的露營車載過無人認領的行刑屍體去參加葬禮。

這種在生死訴訟間打滾與尋找律師、協助死刑犯上訴的生活持續了數年之久。她的行為最終引起了佛州律師公會的關注並協助成立了一個群眾出資機構來協助這些有上訴需求的重刑犯。很久以前,我出版了一本關於這些事件的書————《死囚之間》(Among the Lowest of the Dead),最大的遺憾就是霍蔓拒絕為了這本書受訪。企圖讓她加入這個機構的想法毫不意外的以失敗收場,她還是用自己的方式單打獨鬥。不過她至少有禮貌地拒絕了我提出一起喝一杯的邀約,那時我人在亞特蘭大,笑得比任何在寫關於死刑的書的失意作家都來得更大聲也更久。

她的想法完全發自內心,其熱忱甚至對像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Khalid Shaikh Mohammed)、賈里德・李・勞納(Jared Loughner)與埃里克・魯道夫(Eric Rudolph)這樣的重刑犯也絲毫未減。她的熱情可以追溯到孩提時代。身為曼菲斯種族隔離區一個地主的女兒,父親教給她關於收租的粗略知識。此外,這個充滿自信的啦啦隊女孩更從父親那學到兩項重要的課題(縱使這不是他的本意)。其一是關於貧窮殘酷無情的壓迫;其二則是如何與這些貧窮和脆弱的人們對話————不是以研究、調查的角度,亦非以對待病人、解決社會問題的面向,而是單純指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到佛州之後,她專精和緩溝通的技巧,使其成為日後推動反對死刑的重要關鍵。

死刑
Photo Credit: Patrick Feller@Flickr CC BY 2.0

在1976年恢復死刑後,最高法院要求所有美國法院在做出死刑判決時必須審慎考量每位被告的不同原因與行為,如動機、背景、精神狀態、當下情況————一言以蔽之,被告的整個生命故事。因為有許多暴力犯是在受虐、被忽視的情況下成長;活在因重病、藥物成癮而破碎的家庭之中,所以要找出每個個體的確切犯罪原因絕非易事。就算真的了解被告背後的故事,最困難的地方往往才正要開始。正如霍蔓有次告訴《紐約客》雜誌寫手傑佛瑞・圖賓(Jeffrey Toobin)的:「某人在他的客廳裡告訴你某個故事,跟他願意在法庭之上告訴大家這個故事完全是兩回事。」

這可以說是霍蔓的強項。在她從加州搬到路易斯安那後,她訓練並啟發了上百位調查員,在全國各地從事類似的工作。當她去世時,她是紐奧良死刑犯協助中心的執行董事。

對許多接觸到霍蔓的人(無論是直接接觸或是從媒體上讀到)來說,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疑問。人性多半都同情無辜的受害者,為什麼她能站得離這些罪犯這麼近?縱使我花了許多精力訪問霍蔓的同事與研讀她過去在佛州的工作史,我也不敢保證得出的答案是完全正確的。

她過去與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被稱為「大學炸彈客」,曾以郵寄炸彈殺害並致殘許多陌生人——相熟,他曾打算把他的「世俗財產」,一棟小屋送給她(不過被政府擋下);她也和被控為九一一事件主謀的穆罕默德相當親近,還因此信奉伊斯蘭教並據稱在七月十三日(霍蔓去世的隔天)舉行了伊斯蘭式的葬禮。

我能得出最接近的結論是:擁抱罪犯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具備某些特質的人才有辦法把這個當成畢生職志。但如果一個文明社會要將死刑列為一種刑罰並想繼續「文明」下去,這樣的嚴峻過程和困難決定勢必要繼續執行。沒有人比思嘉・霍蔓做出更困難的抉擇。也正因為有了這些抉擇,美國才能繼續偉大,縱使我們無法輕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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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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