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ira Sorvino
譯：Wendy Chang

蜜拉・索維諾（Mira Sorvino）曾獲奧斯卡最佳女配角，也是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大使，對抗人口販運。

要站出來說我的故事其實內心很掙扎，超過二十年來，我一直活在對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恐懼之中，我曾經對《紐約客》（New Yorker）記者羅南・法羅（Ronan Farrow）敘述過自己的故事。過去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韋恩斯坦利用他事業上的優勢，試著撲倒他工作場所遇到的年輕女性，早已構成性騷擾。身為不斷為同樣遭遇的女性和女孩發聲的聯合國親善大使、身為一名母親，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我曾經將自己的遭遇告訴親近的人，也試著向韋恩斯坦的公司米拉麥克斯影業（Miramax Films）裡的女性職員訴說，但她的反應卻是我竟然敢將這件事情搬上檯面，對我來說幫助真的不大。沒多久我聽到另外一則類似的故事，但是對方的遭遇比我還要糟糕，更令人噁心。我當時還不知道這樣的欺壓虐待已經無所不在，在幾個案例中甚至是長期的騷擾。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避開對方不斷出現的企圖，只知道在他第二次騷擾我後沒多久，我就和他底下一名頂尖的導演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感情關係。

十年前據傳有篇文章要揭露相關消息，我當時還非常開心——韋恩斯坦終於要遭到報應了，但文章最終沒有刊登，令我非常洩氣。他的權勢和影響力讓他可以無限逃開懲罰。而當羅南第一次找上我時，他提到：「我是想跟你談談韋恩斯坦。」我開始哭泣並且顫抖，即使經過這麼多年，還是可以看到韋恩斯坦是多麼可怕地影響我：無數失眠的夜晚——在凌晨兩點醒來，接下來根本無法入睡，一直到要送孩子去上學。

考慮了一段時間，我答應幫助羅南，但不確定是否要公布自己的名字，因為我怕遭到報復，不管是在職業生涯上，還是孩子們的人身安全。我也怕自己的故事相較於羅南寫的其他故事還不夠有份量，但羅南總會溫柔地提醒我，我的遭遇代表著特定的「m.o.」：旅館房間的特別會議，將按摩當作第一個藉口，接著會用公事討論來誤導你，但其實根本沒有談多少公事，而是對方明顯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厚顏無恥。我的經歷和其他更可怕的性虐待證詞有驚人的相似，如果我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將有助於證實其他女性的說法，他們都勇敢說出自己經歷。

最後，良心和渴望擺脫恐嚇的欲望，我顫抖地同意公布我的名字，特別將具體的身分細節放在《紐約客》的文章中。在我們身處的文化中，性騷擾和強暴猖獗，是工作場所中男女權力動態的一部份。如果我繼續沉默，就等同於助長這樣的文化，有可能使其他年輕的女孩、女性（甚至男孩、男性）繼續處於危險之中，這並非我能夠忍受的。

又過了24小時，我再次猜測了自己的決定，擔心自己是否能夠繼續工作，擔心自己舉報人的身分是否會被列入黑名單。但當我知道新聞將印成紙本刊出，而且不可能被撤回，內心感受到巨大的平靜，這種感覺讓我終於從那個讓我每次在公開場合看到都會懼怕的男人身上，拿回自己的力量。對於自己未來可能會面臨遭遇的恐懼，已經被活在勇氣和誠實的感覺壓倒。

隨著其他女性站出來，從那天開始，支持排山倒海般出現，令人非常欣慰。把自己遭遇說出來的我們打入了全國女孩、女性、男孩與男性群體的心裡，影響不同行業的人，那些也曾經是性騷擾和性虐待的受害者。

是時候讓文化轉型了，不要再讓這種古老的傳統文化，繼續讓有錢有權的人在性上面欺負脆弱的群體。初夜權（Droit du Seigneur）必須消失、結束，而且現在就得根絕。這並非是黨派問題，不僅限於好萊塢、民主黨州或共和黨州。幾乎我認識的每個女性都曾經歷過令人討厭的性騷擾事件，而且幾乎所有人的遭遇都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公開，不管是出於羞愧或是害怕。我在此呼籲大家站出來，這些狩獵者的特權應該結束，他們覺得自己有權可以創造性恐嚇，不管是在工作場所、校園、甚至是家裡。這樣的社會並非是選擇賢能良材，而是成了交易空間，如果你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是福利，就要忍受或屈服於他們這些非法的行為。

對於受害者的羞辱應該被壓制，我們要揪出真正的惡人，然後用法律做最大的制裁。我們必須改變這種文化，我們能做到、也將會一起做到。我會繼續戰鬥，讓我的女兒和兒子不必忍受我和前幾代的人曾遭遇過的事。讓我們孩子的成功不是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性虐待，而是取決於他們工作的品質和人格精神，這樣他們就可以抬頭挺胸，不需要屈服，不需要害怕，活在自由，團結和力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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