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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寬恕在#Metoo中箭落馬的男人嗎?

2018/03/19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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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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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贖罪和寬恕並不代表他們可以重獲名望,不是每個人都值得大眾欣賞、吹捧。原諒一個人的罪行並不代表全面恢復他的權位,特別是當他的權勢是拿來殘害他人並掩蓋罪行。

文:Jill Filipovic(律師兼作家)
翻譯:Wendy Chang

我們正身處於女權革命中,周遭許多有權有勢的男性被指控性騷擾和性侵,正面臨嚴重的後果,他們不只要道歉也丟了工作和機會,放棄了權勢地位和前程似錦的未來。

「韋恩斯坦」(Weinstein)已經成了淫穢下流的代名詞;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雖以出櫃的方式回應性侵指控,但已成為好萊塢的過街老鼠;喜劇演員路易CK(Louis C.K.)的新片被取消,節目也被撤掉;賭業大亨史提夫永利(Steve Wynn)辭職離開自己的公司;康泰納仕集團與著名的時尚攝影師馬里歐特斯堤諾(Mario Testino)、布魯斯韋柏(Bruce Weber)切割關係;詹姆斯法蘭柯(James Franco)也可能是因為性騷擾指控而未受到奧斯卡提名。

即便是白宮,也不完全是女權主義或個人當責的堅固堡壘,川普(Donald Trump)的幕僚就因面臨家暴官司而丟掉工作。

這當中有些人發布聲明稿試圖道歉並負責,韋恩斯坦則進入勒戒中心,據報導希望可以換得在好萊塢東山再起的機會。等到暴風過去、一切風平浪靜,這些人只要過上數月或幾年鎂光燈之外的日子,某些人最終還是會試著回到他們之前的位置。

在他們回來之前,我們必須思考原諒、改過遷善和贖罪。這些人會改過自新嗎?贖救(或說寬恕)又應該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在乎社會正義和司法正義,這些都是應該要思考的。雖然美國的犯罪司法系統仍以懲罰為主,可是自由派依舊努力讓監獄系統將重點放在改過遷善上,希望幫助受刑人成功回到社會,也讓社會接納他們。我們會批評監獄系統,因為它的工業化以及創造的財務誘因讓美國的監禁率不斷提高。

我們反對剝奪重刑犯的選舉權、希望可以「不詢問犯罪紀錄」(Ban the Box),好讓更生人不用在申請學校或找工作時表明自己有坐過牢,有些人(包含我在內)也會反對更生人出獄後的懲罰,比如過度登記追蹤性侵犯出獄後的行蹤,或是禁止他們居住在許多區域,這些法律讓許多曾犯罪的人在出獄後找不到工作或無家可歸。

也有許多人覺得即便犯下滔天大罪的人,依然可以改過自新,以蜜雪兒瓊斯(Michelle Jones)做例子,她是青少年性侵及虐待案的受害者,因為殺害四歲的身障兒子布蘭登,而入監服刑超過20年。她在監獄中成為一名學者並發表論文。在申請研究所時,她一開始被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錄取,但隨之因為犯罪紀錄而被撤銷入學許可,最後她到紐約大學就讀,學界和左派立刻出現了一些聲音。即便是當初起訴她的檢察官戴安摩爾(Diane Moore),也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跳出來稱哈佛的決定「並不適當」,她表示:「米雪兒瓊斯已入監服刑,而且時間相當長,她罪有應得,但判決就只是個判決而已。」

一方面,如果我們無法相信人會改變,那麼政治和理想都不足以維持;另一方面,寬恕出自於基督教信仰,凡悔罪一定仍夠得到饒恕。

那麼對我們周遭那些不斷騷擾侵害他人的男性,這又代表著什麼呢?

這代表著看到他們的人性,給予他們憐憫慈悲,但同時也要求他們負責,不可深陷於自我迷戀之中,每個人都值得神的恩典,也都值得一個機會,從原本那個毀壞的自己變成更好的人。不管是韋恩斯坦、凱文史貝西、路易CK、洛伊摩爾(Roy Moore)、比爾歐萊利(Bill O’Reilly)、比爾科斯比(Bill Cosby)、前參議員艾爾弗蘭肯(Al Franken),還有剩下那看似無盡又令人沮喪的名單,都值得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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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Images / 達志影像

但是在我們寬恕之前,他們要先贖罪。米雪兒瓊斯已服刑完畢,韋恩斯坦、科斯比、摩爾以及所有被控性侵或性騷擾的男性們則還沒。我們可以期盼最好的結果也許是在輿論口誅筆伐下的一場審判,而這極少會讓人感到司法正義已不復存在。

有人會疑惑贖罪是什麼意思,如果一個人真的為自己的決定和人生負起責任又會是什麼樣子。這其實隨著不同的特定錯誤行為有不同的狀況。這波性騷擾、性侵害、性虐待的指控風潮,尚無法適當地去衡量事物的輕重,無論是一張假意撫摸女性的照片,或精心策畫的組織布局以性侵和恐嚇女人不讓他們發聲。兩者都是錯誤行為,不能視為同等罪行,懲罰自然也不一樣。

一個男人的犯罪嚴肅性必須指引出他應如何懺悔,現在每個因對女性犯下重行而成為媒體焦點的人(以及許多不在鎂光燈之下的人)有義務像成年人一樣行事,了解到他們的行為是會有後果。同時,一句「對不起」可能不足以抹去他們造成的傷害。

對許多這些男性來說,他們要面臨的後果還有一個:從公眾生活中抽身。贖罪和寬恕並不代表他們可以重獲名望,不是每個人都值得大眾欣賞、吹捧。原諒一個人的罪行並不代表全面恢復他的權位,特別是當他的權勢是拿來殘害他人並掩蓋罪行。

當你傷害大眾太深、做錯太多事,並且濫用你誠實政客、官員、說故事者等形象的力量,就已經喪失了讓大眾免除你罪行的機會。對組織來說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本身具有裁決力量的組織。天主教教廷不斷被懷疑與兒童性虐待有關,就是因為如此,而摩門教領袖們阻止前美國白宮幕僚秘書波特的妻子談論家暴,自己濫用職權、對弱勢群體進行精神暴力,也應該是有罪的。

我們可以有個人寬恕、徹底的個人改變,也應該要謙遜地接受有些行為是無法抹去痕跡的,有些門會永遠地關上。如果你虐待或殺害一個孩子,你的家人可能永遠不會允許你和他們的孩子們單獨待著,即便你已經服完刑;完全理解自己行為嚴重性的人不會怨恨,或堅持全世界都要跟他一樣調整想法,認為他已經改過向善了。如果你曾利用權勢來羞辱或騷擾女性,你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同樣的職位,你還是可以做個對社會有生產力的人,但不會再有相同的地位和特權,畢竟當初拱你上位的還是名聲與權力。名聲不像你努力過好美好人生的能力一樣,而是對於權力和影響力的具體渴望,也是一個曾經施虐他人應該放棄的東西。

很多曾經有權有勢又壓榨他人的男人似乎永遠不懂這點,他們的自我膨脹得太大。真正意識到自己行為帶來的傷害,其實是個安靜、困難又深入內心的過程,會強迫你變得十分渺小,而這些男人永遠無法做到「變小」。

但這並不代表曾經傷害女性的男人無法再幸福地活著、無法創作藝術,無法再為了關心的事業奉獻自己;而是我們知道即便是最惡劣的犯罪者在他們安靜地工作時,也了解他們的行為有多嚴重,並不會想要或期盼獲得大眾的稱讚;他們也意識到大眾的崇拜(甚至是耳目)都是他們為自己選擇的事情所付出的代價。

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或許我們不能給予我們從未見過的名人赦免或寬恕,但我們應該回過頭來思索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一位名人─特別是我們喜歡或支持的人─能夠在騷擾或毆打女性下走多遠?還讓我們仍然積極支持他或默許他?他們需要做什麼,才能讓我們滿意,幫助他們恢復最初的權力或名譽?到哪一步才是無法挽回我們信任的地步?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放棄這樣的想法:這些人每個都很特別,我們無法沒有他。所有被指控這些可怕行為的男人,以及許多在媒體焦點之外的男人,都來自男性主導的行業:政治、娛樂、科技、法律、商業,這些行業中女性經常遭到排擠而邊緣化。如果我們沒有如此系統地壓制女性的聲音,踐踏他們的野心並慾化她們的存在,那麼有多少女性可以成為政治的第一把交椅、媒體巨頭、科技領袖和著名喜劇演員?如果是讓女性選擇、製作和演出能反映和塑造我們文化的電影,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女性的故事看起來會有什麼不同?如果超過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占了選舉席次的一半以上,我們的國家會是什麼樣子?

性侵犯和騷擾不僅僅是要求賠償,雖然我們給予每個男人空間變成更好的自己(靜悄悄地、默默地祈禱),但我們也應該由集體的角度看自己和曾經一起建立起來的這個社會。我們要為此補償的部分還有很多,而現在就是最佳的補償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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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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