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Olof Blomqvist（獨立分析師，專門研究南亞議題，曾在喀布爾為國際特赦組織和無國界醫生組織工作）
翻譯：Wendy Chang

起初，這看起來跟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任何慘痛的爆炸案並無差別。週一，一名機車騎士在夏希達拉克區（Shash Darak）的國家間諜機構辦公室附近引爆炸彈身亡，該地區經常是自殺炸彈攻擊的目標。但這次不同的是，後續還有第二起爆炸案，當一大群人（包括媒體和急救人員）趕到爆炸現場時，一名偽裝成記者的炸彈客再次引爆。

4月30號喀布爾的這兩起攻擊總共奪走25條人命，此次事件之所於和其他攻擊不太相同，是因為受害者中有九名是記者，包含了《法新社》駐阿富汗攝影中心主任馬萊（Shah Marai），和Radio Free Europe、ToloTV、1TV的媒體工作者。

「伊斯蘭國阿富汗分支」隨即出面坦承犯下連環爆炸案，無論幕後主謀是誰，很清楚的一點是：阿富汗軍事衝突對於媒體的破壞力已經愈來愈大。

喀布爾兩起爆炸事件的幾小時後，消息指出另一名記者——29歲服務於BBC阿富汗頻道的沙阿（Ahmad Shah），也在阿富汗東南部、接近巴基斯坦邊境的霍斯特省遇害，他當時正騎車通勤，被兩名機車騎士開槍射殺。至今仍未有人出面負責此攻擊事件，但橫越巴基斯坦邊界的霍斯特省，主要由可怕的哈卡尼網絡控制。

一天內有十名記者喪生，這天被認為是自塔利班倒台以來，阿富汗媒體歷史上最致命的一天。

阿富汗記者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困難環境下英勇地工作，隨著國際重要性降低、國外記者減少駐紮，阿富汗媒體在當責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他們也彌補了國內高危險省份的訊息差距，在這些省份中，軍事衝突讓旅行更加有風險。

從某些方面來說，阿富汗媒體可算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從塔利班時代就開始了，當時極端政權只允許一個廣播電台、嚴禁電視播映、銷毀錄影帶，甚至把未錄音的錄音帶磁條抽出來掛在樹上，綿延數里。2001年之後，媒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數以百計的電視台、170個廣播電台、數百家平面媒體。Moby Group媒體集團是阿富汗最成功的私營媒體公司，而主要頻道ToloTV就有數百萬的觀眾，其他諸如獨立新聞社Pajhwok也因高品質的新聞報導而聞名，在阿富汗境內鮮少有西方媒體可與之競爭。

但隨著軍事衝突愈演愈烈，阿富汗媒體為此感到不安，根據阿富汗媒體監督的非政府組織Nai統計，2017年至少有21名記者喪生，當中許多攻擊特別有針對性，去年也是有史以來奪走最多人命的一年，死亡人數從2016的14人上升到21人。就在三年前，法新社也痛失記者薩達爾艾哈邁德，他與妻子、兩個孩子一同遇害，當時塔利班武裝分子衝進他們用餐的高級餐廳——塞雷納酒店，開槍殺了九個人，而艾哈邁德的小兒子則在攻擊中倖存下來。

毫無疑問，像塔利班和伊斯蘭國這樣的武裝組織對記者來說是最致命的威脅，有證據顯示在某些省分，組織已經開始徵收過高的「媒體稅」，迫使媒體裁編甚至關門大吉。但我們要注意的是政府官員和安全部隊的行為，他們經常騷擾、威脅甚至毆打新聞記者，要求揭露政府貪污，最近一起真實事件是去年9月駐赫爾曼德沙姆沙德電視台的記者遭到威脅和攻擊，他曾報導公立醫院為何沒有收到預算分配金，顯然激怒了當地政府官員。

但值得欣慰和稱頌的是，阿什拉夫加尼總統將採取措施更完善保護媒體工作者。當局已任命言論自由大使，要求各部門讓媒體更容易取得所需資訊，但媒體則認為還不夠，特別是記者的暴力事件中加害人幾乎不會受懲罰。這種有罪不罰的現象反而讓人民更廣泛地進行自我約束。國際捐助者不會忘記阿富汗媒體，即便金援中斷，也會幫助保護和支持記者，避免喀布爾和霍斯特省的悲劇重演。

在Shah Marai遇害之後，社群平台上流傳著一篇他很久以前的部落格文章，描述了在毀滅性的暴力衝突中逐漸失去希望的痛苦：「我不敢帶我的孩子去散步，我想到的全部都是可以被引爆的汽車，或者是從人群竄中出來的自殺炸彈客。」而他講的話準確地預測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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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