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an Bremmer
翻譯：Wendy Chang

1970年代，好萊塢為了回應60年代的社會動盪，製作了一系列頗受歡迎的「憤怒之人」（angry man）犯罪劇，故事主角為自衛隊和叛節的警察，由諸如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和查理士・布朗遜（Charles Bronson）等影星主演，推動著軟弱的官僚、腐敗政治家和政治正確，希望能在暴力當道的時代重建正義，他們從不讓法律破壞社會秩序。

美國目前正處在動盪的時代，經歷社會變革、經濟焦慮、城市犯罪和毫無意義的戰爭，現在需要如自衛隊般的強硬人士讓怯弱的自由派人士好好上一課，但現在這樣的角色不會是好萊塢的產物，而是白宮人物，他正興致高昂地扮演他的角色。

這趨勢不只出現在美國，世界各地都因時代變遷讓大家更需要強而有力又有自信的領導人，這些強硬的民粹主義人士承諾保護「我們」免受「他人」的侵害。這個「他們」可以是腐敗菁英階層、窮人，外國人或其他種族、族群或宗教少數，或不誠實的政客、官僚、銀行家或法官，撒謊的記者等等，端看發言的人和立場。如此的分歧讓新型態領導者出現，我們現在處於強人時代。

最明顯的例子應該是在俄羅斯，蘇聯解體造成大家恐懼經濟混亂和政治無能，民眾期待可以讓俄羅斯再回到曾經的輝煌——三個世紀以來的世界中心，而普亭（Vladimir Putin）的出現正是回應這樣的呼聲。他承諾會趕走把俄國蠶食鯨吞的西方禿鷹，於是在諸如烏克蘭等鄰國製造麻煩。在這個平均壽命只有64歲的國家，65歲的普亭體現了俄羅斯的男子氣概和昂首姿態。

亞洲也一樣可以看到強人崛起。天安門的創傷和對於蘇聯瓦解的恐懼讓中國共產黨對意見人士嚴加管控。自2012年起，習近平利用反貪腐行動來肅清對手，同時也鞏固他的力量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他曾宣布中國代表擴張黃金時期的「新時代」將來臨，能夠讓他的國家走向全球中心舞台。最近他廢除了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確立一黨共識統治的時代（至少目前是如此），誰當家作主顯而易見。

在菲律賓，街頭暴力犯罪增加也讓曾為市長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當選，比起總統他看起來更像幫派頭頭，而他的承諾正是用自己的正義來根絕毒品交易。

泰國的極端政府失能讓軍政府在2014年奪得政權，民眾也沒有多加反抗，儘管軍政府後續多次承諾會舉辦選舉，但巴育將軍（Prayuth Chan-ocha）仍掌握實權。

在拉丁美洲，國家元首或軍事領導人則捲土重來，尼加拉瓜的奧蒂嘉（Daniel Ortega）總統壓制異議並廢除任期限制；經濟正受到打擊的委內瑞拉則是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扣留反對派人物，並猛烈抨擊抗議活動。這股趨勢有可能繼續擴散，根據范德比爾特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近四成的巴西人對社會犯罪和政治腐敗感到精疲力竭，因此會支持國內發生軍事政變。

再來是中東，有些人可能想像阿拉伯之春會迎來民主。但2013年塞西將軍（Abdul Fattah el-Sisi）武力壓制抗議並推翻穆爾西（Mohamed Morsi）總統後，他也在隔年當選總統，如同普亭一樣，他今年也是在精挑細選對手之後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在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之春讓王室看到可能發生的災難，油價大幅下跌也預示著無法避免艱困的經濟改革。領導改革的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他正用新的控制方法取代過去的菁英共識，去年年底他下令拘提至少17名王室成員或國內權貴，此舉再明顯不過了。

土耳其則是從2003年以來一直由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掌權，他和正義與發展黨挑戰世俗菁英的統治地位，在保守的土耳其社會獲得熱情追隨者的支持，現在他則繼續操弄土耳其的政治系統，期望繼續掌權。2016年政變失敗後土耳其進入緊急狀態，艾爾多安中斷法治，對付他的對手，他已經確立了有哪些「政敵」，並關了大批的記者。

強人性格也在歐洲中心重獲青睞。東歐因移民危機而引發恐慌和憤慨促使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an）當選，他同時也擁抱「非自由民主制」——有選舉自由但沒有考慮公民自由的政治制度。對奧班來說，匈牙利的威脅是來自於穆斯林移民和西方民主國家自由主義的倡導者——比如匈牙利出生的金融巨鱷索羅斯，他就威脅到匈牙利的「國家價值觀」。

這讓我們最後回到川普（Donald Trump）。有些選民認為製造業工作機會減少、移民和城市犯罪會危及美國勞工階級，他們對於川普的個人忠誠早已超越對共和黨的忠誠。2017年8月，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項民意調查，若川普延遲2020年總統大選、確保只有合格的美國公民可投票，那麼有52％的共和黨選民是支持的。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這些領導人攻擊「他們」來贏得選民歡心，這些「他們」包含過去我們熟悉的歐美權力和影響力來源，但他們之所以可以成功，也因為他們非常瞭解「我們」——他們主要訴求的對象，他們深知外在威脅的意義也願意加以利用。

冷戰的結束看似邁向一個自由主義價值上升的時代，民主、法治、開放市場好像會持續下去。然而看看現在那些還在高唱這些價值的人所面臨的困境，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掌政十年之後，民調滿意度降到最低點，脆弱的執政聯盟則面臨反對勢力——德國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or Germany）。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國內有學生及公務員的抗議，最近的民調也顯示支持度下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是因為醜聞變得更加不受歡迎，而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則還在與她的政治生涯奮戰。

以上這些領導人都面臨著是否採用極端手法來保護選票，或是否要因民粹主義的壓力而改變原則，可是政治強人並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通常就是施加壓力的人，體制和手法允許他們在必要時改變政治遊戲規則來保有優勢，而科技的進度讓他們更容易做到這點。

十年前，看起來資訊和通訊技術革命會犧牲國家利益來賦予個人力量，西方領導人認為社群網路將創造更多的「群眾力量」，從而實現像阿拉伯之春這樣的政治動盪，但是獨裁者們則吸取了別的教訓。他們看到的機會是政府可以成為訊息共享的主導者，國家也可以利用數據來收緊政治控制。

在許多國家已經證明此方法可獲得巨大成功。伊朗目前由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ullah Ali Khamenei）坐鎮，而政府一直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清真」網路，當局可以控制其中內容並辨識每個用戶。根據無國際記者組織的描述：「只要當局下令，內網隨時都能與全球資訊網斷線」，2016年8月伊朗政府宣布國家資訊網路（N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上線，同時關閉所有新聞社、新聞網站，逮捕至少100名網路用戶。

俄國當局會阻擋任何有爭議的網頁和內容，不讓用戶接觸，2017年3月在俄國許多地區發生了反政府示威，但許多俄國人並不知道，因為俄國最大的新聞聚合網站Yandex News推播的新聞多半是會通過國家審查的新聞，而外國媒體則需要登記為「國外新聞社」。

中國領導人則用著名的「防火長城」維護「網路主權」，阻止民眾瀏覽數以萬計的網站。中國線上監控系統——金盾工程會使用關鍵字和其他工具阻擋任何試圖接觸政治敏感內容的連線，現在還出現「大砲」這項工具，它能改變網站內容，同時利用分散式阻斷攻擊對付可能會危及中國安全的網站，意圖癱瘓伺服器。

通訊革命也對既有完全民主的國家產生影響，社群媒體和有線電視的成功是取決於資訊供應商最大化群眾參與度的能力，或是消費者參與、瀏覽的時間，以及他們分享的資料。資訊供應商會特別區隔媒體市場的意識形態、政治偏好和人口分布，就能夠從全世界獲得不同的內容。「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漸加大，而強人們正從中受益。

那麼川普的位置是什麼？他對普亭、習進平、塞西將軍和杜特蒂等人表示誠摯的敬佩，如同這些領導者一樣，他很清楚支持者想聽到什麼，他明確點出「他們」是哪些族群，並承諾要建造一座「美麗的大牆」。

但美國的政治體系仍有其優勢，川普也許會抱怨法官，但他不能避開法官的管轄，他攻擊媒體以娛樂觀眾，但是公眾對他每一句話的關注都能夠增加媒體的收入，在今年11月之後，他的政黨可能無法完全控制國會，支持率或許也達不到五成，更有可能遭到彈劾。

但不代表我們不需要擔心，川普對於美國政治的影響（包含他可以當選的根本原因）暴露了曾為西方民主燈塔的美國，其實在體制系統上仍存在漏洞。現在有許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比中國更需要結構性的政治改革，對強人政治來說將是一場勝利。

而且選民（或說「我們」）的要求也不斷變化，讓民主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和政黨很難樹立長期榜樣或是制訂長期戰略。在中國和俄羅斯這些國家，領導人有好幾年的時間去追求更高的戰略目標，比如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計畫，或是普亭在面對西方競爭對手的規範和價值觀時所採取的消耗戰。

也許強人崛起中最令人擔憂的因素就是「強人崛起」這個訊息本身。過去讓冷戰勝利者壯大的政治體系在一個世代過後變得不具吸引力，為什麼明明只要單一領導者採用可靠的捷徑就能為社會帶來巨大的安全感和驕傲，我們卻還要效法歐美的政治體系，需要這麼多檢驗和平衡，甚至有可能阻止有心的領導者擔起長期問題責任？

如果大家真的這麼思考，那麼最大的威脅就是還沒出現的強人。

© 2018 Time Inc.版權所有。經Time Inc.授權翻譯並出版，嚴禁未經書面授權的任何形式與語言版本轉載。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