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謝以萱

任興淳（IM Heung-Soon），以首爾為基地的藝術家兼電影導演，創作包括攝影、裝置、電影、公共藝術與社區藝術，尤以動態影像為主。關注勞動者與身陷歷史狹縫中的幽魂，特別是在現代資本、政治、國家邊界下被邊緣化的人。與製作人金敏京（KIM Min­Kyung）成立BANDAL Doc工作室，以攝影機為創作工具，舉辦工作坊等集體創作模式為途徑，透過影像來照看現實、回應社會、傳遞訊息。

在展覽「現實祕境」（策展人：鄭慧華）中展出的單頻道錄像《工業園區》（Factory Complex），是任興淳2015年獲得威尼斯雙年展銀獅獎的紀錄長片。1960年代的韓國在獨裁者朴正熙的統治下，由國家機器捲動了大規模工業化。影片中，任興淳拉開韓戰過後韓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歷史軸線，自女工們為家國奉獻青春、竭盡心力，為其勞動權益抗爭的心路歷程，一路爬梳至當代勞動者依然面臨－甚至是更跋扈的資本家面孔與不見改善的勞動環境。任興淳帶著攝影機，遊走於各個廢棄或仍在運作的、跨越國境的勞動現場，在歷史傷痕仍未乾涸的邊緣傾聽來自底層的聲音，詩性地處理文獻檔案、新聞畫面、訪談等素材，透過音畫讓這些在狹隙中的生命得以顯影。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以下是韓國藝術家任興淳的專訪整理。

Q：您早期的創作多以繪畫、攝影為主，想瞭解您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展開以動態影像為主的創作？

IM：我早期便經常拿著攝影機，以攝影機作為我的創作工具，但不全然由我自己拍攝，我喜歡把相機交給一般大眾，讓他們來拍他們自己想拍的東西；舉辦工作坊，讓那些不擅長表達自己感受、沒有話語權的底層人民，藉由攝影機來傳達他們想說的話。簡言之就是創造活動讓他人一起來共同創作。與其說我是一位藝術家，我覺得教育家可能更貼近我在做的事情。

大約6、7年前，我拍了一部與濟州島歷史有關的電影《濟州祈禱》（Jeju Prayer，2012），之所以會展開這部作品的拍攝，其實與我的妻子密切相關。妻子的外公在「濟州四三事件」（제주 4·3 사건）中過世，這是一場多達3萬人逝去的悲劇，但關於這段歷史，許多韓國人至今都不甚知曉。我為了理解妻子外公逝世的原因，了解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拍了這部片。這是我第一部長片，電影名稱來自濟州島方言，意思是「祈禱」。

Q：您提到透過攝影機讓素人「共同創作」這件事我覺得相當有趣；以一種共同體（community）的方式運作。我好奇您是如何看待攝影機這個工具？而在您的影像作品中，例如《濟州祈禱》、《工業園區》等是否曾採取共同創作的方式拍攝？

IM：在濟州島拍攝的《濟州祈禱》並沒有採用共同創作的方式，雖然我訪談了相當多受訪者。濟州島的自然景觀相當美麗，我被當地的自然環境深深吸引，因此便希望透過自然景象來傳遞出隱藏在外觀背後、來不及言說的故事。《工業園區》則用了許多共同創作，我實地走訪那些工廠──曾經是的、現在依然是的──我訪問了許多人，也舉辦多場讓人們共同參與的工作坊，一起拍一些短片，這些短片也成為後來這部長片的基礎之一。雖然沒有直接使用共同拍攝的畫面，但我們一起完成那些短片的過程中，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以攝影機、相機作為創作工具。我認為攝影／相機具有某種大眾性，它在當代是一種容易使用的工具，只要按下按鈕就可以拍攝，我不覺得我在拍一部工程浩大的「電影」，也不認為我是電影導演，我覺得我是用攝影／相機作為一種道具來展現人們故事的作者。比起繪畫、雕塑等媒介，這是一般人最容易上手的。我曾經與韓國社會住宅的居民、外籍移工以工作坊的形式一起拍攝短片，他們拍出來的結果令我驚豔，多是日常生活接觸到的事物，或是對攝影機講自己的故事。

我總覺得，韓國社會對各種職業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醫生、律師才被認為是成功的人，但其實每個職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我希望透過影像創作來讓大家看到不同的人各自的優點，而非只有單一價值觀。像這樣與大眾一起用攝影機表達自己的事情我已經從事十年了，現在則會希望在這樣的基礎上，將更多關注的焦點轉回自己創作上。

Q：這次展出的《工業園區》勾勒了韓國在工業化進程中犧牲奉獻的女工樣貌與遭逢的社會困境，當初是因為怎樣的機緣展開對此題材的探索？

IM：我花了3年半的時間製作《工業園區》，其中調查與拍攝花了大約兩年，剪接與後製花了1年多。這部影片雖然標誌著「獻給我的母親」，但我創作的緣始並非想著我的母親。當時，我和一些藝術家朋友在尋找可以辦活動的場所，然後就找到位於首爾九老工團的廢棄廠區，那曾經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工廠園區，但隨著經濟發展整個生產鏈外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因此廠房便被遺留下來。

1970到1980年代，是韓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有許多女性勞動者加入工廠，創造出經濟榮景，她們是這過程中相當重要的角色，但為什麼多數的韓國人會覺得勞工是比較低下的階層？好像藍領階級就是頭腦比較不聰明，只能用體力來工作，工人並非值得驕傲的職業。女性勞動者，更是不受重視，是韓國社會中弱勢的一群。

我覺得很疑惑，為什麼她們明明為時代做出這麼大的貢獻，但卻始終不受重視？因此我開始訪問女工們，在過程中我突然意識到，我自己的母親不也是一位在紡織工廠擔任助理、為工廠奉獻 40 年的女工嗎！那時候我才領悟，這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與我密切相關、跟許多同樣經歷過那時代的人們都密切相關的故事。

我也想到我的女性家人們：我的妹妹，她是一位在百貨公司擔任櫃姐的勞動者；我的嫂嫂，她以前是一位電話接線員。我身邊有這麼多女性親人都是勞動體系的一員，因此我更加覺得這是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故事。

Q：韓國的工運傳統一向被認為相當堅實，近年也有不少韓國影像作品處理勞動相關議題，如先前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放過的《貪欲帝國》（Empire of Shame，2014）、《鐵夢》（A Dream of Iron，2014），都是處理1960年代以來南韓發展工業、經濟發展後所遺留的勞動／勞工權益議題。請您聊聊您對於目前韓國社會討論此議題的觀察。

IM：在韓國的社會語境中，「勞動者」一詞在大眾的觀念中是有負面印象的，看到勞工聚集、示威遊行，也都有負面的觀感，因為會讓人聯想到北韓的勞動黨，與共產主義有關。我認為這是存在韓國社會中相當矛盾的事實，這群人確實存在，共處於同個社會，但人們卻選擇漠不關心。我想其他紀錄片導演應該也與我有相似疑惑，對大眾的反應感到不安，因此想要拍攝這類題材，讓更多的人看見。

1960到1970年代的韓國在朴正熙獨裁政權統治下，人民絲毫沒有個體性可言，全都為了國家利益而考量，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不能夠說出來，統治者會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禁止。而現在的三星企業就像當時朴正熙的獨裁政權，權力甚至比國家還大，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是不能說的，因為一旦說出來很可能會影響三星企業的存亡，而三星企業如果倒了國家也會滅亡。就是類似這樣「唇亡齒寒」的恐懼感持續地威脅韓國社會，造成三星企業沒有工會也似乎是被允許的，即使這是違法的，但因為韓國政府與大企業關係緊密，也沒人敢吭聲。

Photo Credit：鄭文琦

後記

與任興淳交換名片時，注意到名片上的信箱不是姓名英文拼法，亦非工作室拼法，而是：human9000。當下意會到這與他長期以來始終對人之歷史、人之狀態的關注有關，但對後面的9000卻毫無頭緒。在採訪結束後問了這個問題。任興淳一如先前聽完翻譯後對問題一副「哦」的了然於心表情，再以一貫溫和的語調緩緩地說：9000在韓文裡的發音，與「九泉」（黃泉）同音，我想藉創作來描述這種不是活著也不是死了，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在韓國世越號事件中，失去孩子們的父母便是以這樣的狀態活著。在《濟州祈禱》中那些「四三事件」中過世或倖存的人，也是我試圖以影像追尋的，徘徊在歷史狹縫中的幽魂。

本文摘自數位荒原，全文刊載於此

展覽資訊

名稱：「現實祕境」國際聯展
時間：2016/12/10－2017/01/26
地點：TKG+（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48巷15號）
主辦：立方計劃空間、財團法人耿藝術文化基金會
贊助：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5視覺藝術策展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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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