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與「奧運」兩個看似沒有交集的詞彙究竟關係會有多密切？皮製長靴、高跟鞋、長袖上衣、寬鬆的連身裙……這些比較偏向時尚單品的漂亮衣服，曾在1890年代至1920年代之間成為奧運國手為國爭光的戰服。然而隨著科技與社會狀態的改變，各國選手在1930年代之後拋棄了厚重且繁瑣的著裝，逐漸改為穿著「時尚」、「實用」與「環保」兼具的運動服亮相比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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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進場服：各國的時尚伸展台

事實上，各國奧會在近年來屆臨奧運會之際，都會找尋最具代表性的服裝設計師或廠商來為國家隊設計服裝，像是英國設計師Stella McCartney、美國品牌Ralph Lauren、瑞典品牌H&M等就時常承攬各自國家的隊服設計。

而時尚雜誌與媒體如《Vogue》與《Marie Claire》也紛紛爭相報導各國的隊服與出場服，評選出其中最具時尚美感的服裝作品。「奧運會」作為全球矚目的國際盛事，除了是體育健兒相互競技交流的場域之外，更可以是各國展現時尚實力的舞台。

「國家軟實力在奧運上的表現，首先一定就是開幕儀式。各國在進場時會有30秒的鏡頭。就歷屆奧運來說，選手或代表團裡所有成員，在這個場合就會需要比較正式的服裝，也就是我們稱的進場團服。」曾參與世大運籌劃的中華奧會副秘書長吳國譽解釋奧運會進場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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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世界看見不一樣的台灣，台灣教育部前政次范巽綠、中華奧會、文化部、經濟部、台創中心與紡拓會在2019年8月召開了兩次國家隊品牌小組會議，並成立13人「東京奧運進場服評審工作小組」來選拔東京奧運會的進場服設計師。

「關於進場服，中華隊男生過去都是穿西裝式的服裝，就是襯衫、西裝外套，女生過去也有穿過套裝、窄裙，可是這次品牌小組希望能夠展現更多設計的軟實力，我們當然是樂觀其成。」作為本次奧會服裝設計項目的承辦組主管，吳國譽副秘書長透露了這次品牌小組的願景。

「我沒有參與評審會。這是一個秘密會議，希望讓評審們覺得很安心，會議也包含很多設計圈的資深前輩。在設計圈裡，他們都有一定輩份，或是很資深的功力。」吳副秘書長也說明了整個選拔過程。

為了維護公平性與專業性，評審小組的背景相當多元，有政府單位代表、學者、時尚編輯以及國家隊成員。他們在遴選過程中，除了聆聽由文化部舉薦的設計團隊關於進場服設計概念、構思、構圖的簡報之外，也進行深入的討論，才在最後選出設計師周裕穎擔任東奧進場服的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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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前進奧運，誰是台灣制服的操刀者？

然而，周裕穎是誰？「Vogue Italia紐約時裝週Best of Talent」、「成衣設計顧問」、「台北時裝週召集人」、「織品系副教授」、「首位登上紐約官方時裝週的台灣服裝設計師」、「國際各大品牌聯名設計師」、「設計大賽總冠軍」、「時尚策展人」、「誠品首位簽下的文創設計師」等等，都是周裕穎身上的標籤。

不過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這些標籤的性質其實都不太相同，有些甚至還互相衝突，卻絲毫不影響周裕穎同時完成不同類型的作品。

周裕穎對此表示：「我有一陣子都在當設計顧問，最多同時設計五個不同的品牌，這些品牌有孕婦裝、企業團體制服，男女裝都有，有些是家居服，非常休閒的服裝，但我也同時設計服裝週很前衛的系列作品。」，周裕穎將多工處理（multitasking） 的技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至於他不受限於設計師這個角色。「我就像是一個creator（創造者），就是大量地去把一些idea（想法），變成可以執行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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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作為一個設計全能的創造者，周裕穎如何成為台灣形象的操刀者？

周裕穎表示，一開始構思設計時，他給予自己很大的內心壓力，因為他認為這件事與國家的門面相關，但是後來他回頭思索，「窗花」在台灣無所不在，應該可以作為台灣形象的象徵。

周裕穎解釋：「在台北工作室，或是回老家高雄時，北中南出差，我發現不管是百貨林立的區域或者是傳統市場旁，各地都會看到『窗花』，不分區域、不分年紀，窗花是台灣大家共同的回憶，台灣老房子的容顏代表。而每個地方的窗花都不一樣，70年代更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各路工匠們較勁意味濃厚，彷彿運動員競技一般，會試圖從各種圖騰符號、形狀與立體度上統一中求變化，因此每一幅窗花都是師傅們的手工藝術作品。」

周裕穎進一步解釋：「像音樂行的窗花也有做成是個音符圖案的，眼鏡行窗花會出現是個眼鏡的形象，我覺得很有意思。我會選窗花也是因為大家一看到就知道是窗花，無論是長輩或是年輕人都會知道，不用解釋太多，我覺得這是台灣人集體的美學回憶。」

周裕穎也坦言：「我希望能把台灣集體的美學回憶，加上代表日本與台灣交流的漆器工藝，共同放在奧運制服。而布料的選用上，而這件制服也是依循東奧的永續發展目標的，使用了台灣機能性環保布料來製作回收的尼龍布，然後重新印刷，組合了永續、工藝、以及在地的美學故事」。周裕穎最後以「梅花窗花」結合奧運的永續精神等台灣意象，說服了評審小組並成為台灣形象的操刀者。

至於為什麼選擇「梅花窗花」作為意象？周裕穎進一步說：「當我知道這個案子之後，立刻在蝦皮、Yahoo拍賣找，我發現竟然有真的梅花窗花。它是在左營以前老眷村的窗花，我就立刻買回來。」

實際上，梅花一直都是國家隊的徽章，吳國譽副秘書長講解梅花對代表隊的意義：「從1980年代中華奧會成立至今，國家隊都是使用梅花徽，中華奧會的會徽就是梅花，再加上太陽與奧運五環。」於是結合台灣集體美感以及國家隊隊徽的「梅花窗花」印花，成為東京奧運會進場服的亮點，塑造了專業又不失活潑的台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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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奧運創造專屬設計：時尚也可以很樸實

不過，這次的服裝設計其實並沒有很貼近周裕穎前衛的創作風格，一開始確實令擔任評審的時尚編輯們跌破眼鏡。「後來評審問我：Justin，你平常設計的東西應該是很多細節、很多裝飾、很外顯的，但是這個衣服怎麼這麼classic，這種經典的樣子很不像你。」周裕穎也察覺到這樣的狀態，所以他在設計的過程中不斷反問：「我要這樣子嗎？我要那麼素嗎？我要這麼簡單嗎？。」

最終，這些樸實無華的設計深受選手們青睞。周裕穎說：「後來跟一些評審聊天，身為時尚編輯的他們沒有投很多票給我，反而很多票是選手們投的。他們很喜歡我的設計。」

對此，周裕穎這樣詮釋奧運會進場服與選手之間的關係：「假設，今天你並不習慣穿很露的衣服，如果馬上叫你改變風格，嘗試很露的衣服，你一定會很彆扭，這不是好不好看的問題，是能不能接受的問題。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很舒服，當你能輕鬆駕馭，身體就會有自信，例如，大家一定覺得郭婞淳或戴資穎，在比賽時表現的專注與自信很帥。」

周裕穎認為，只有精緻又不失功能性的奧運進場服，才能襯托運動員的美好。在此刻，華麗的剪裁與設計反而顯得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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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穎式」風格：背後的創作邏輯與行動力

談到周裕穎如何構思出這些點子，或許是他對於「研究」概念的實踐、對於「酷與獨特」的追求以及「太太」小白又是如何在背後鼓勵與推動，才能促使他一次又一次設計出打動人心的作品？

「我真的是做研究、寫論文，研究所有事情。」周裕穎這樣說，「研究」的概念是他在義大利留學時培養的創作方法。他在留學期間瞭解到「概念」（idea）、「研究」（research）、「發展」（process）與「樣板」（prototype）對服裝設計的重要性。在他看來，這些環環相扣的流程，是促使義大利孕育出這麼多知名品牌，如Prada、Gucci、Bottega Veneta等，創造完善的時尚產業的原因之一。

正因如此，周裕穎會進行非常詳細的研究調查，就像他在製作畢業專題時付出的努力。周裕穎進一步說：「大概有五頁是關於口袋的作法，都是關於這些口袋可以怎麼延伸設計。一戰時期的軍裝外套前面有非常大的口袋，很像現在的機能性口袋，現在可以在這樣的口袋放手機或iPod，可是當時是用來放地圖。我覺得口袋很酷，所以後來開始研究，就開始做成作品。」

當時他被知名義大利品牌Fay選中，並以一戰英國空軍軍裝為主題，交出同時滿足廠商與自我想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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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穎也回憶他第一次拿作品給指導老師遭到拒絕的經驗：「老師說我的作品對於品牌來講就像垃圾，因為你沒有講述這些東西的想法，為什麼是這樣的口袋？為什麼是這樣的設計？」在接受這次的震撼教育之後，周裕穎透過「研究」將服裝的設計理念掌握得透徹。

然而，對喜歡歷史的周裕穎來說，本來就很享受「研究」，周裕穎說：「大學開始我就喜歡研究歷史，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與歷史考古有關的事。」這也是為什麼周裕穎能夠信手拈來時尚的故事，甚至說出連員工都不知道的事。「我創作時，或是看完一本書，從中瞭解到背後的邏輯運轉，才發現原來可以這樣看待事情，這種滿足感可能會持續很久。」因為對時尚與歷史的真正熱愛，周裕穎可以走得比別人更久更遠。

不過，周裕穎總是能拋出令人意料之外，卻又合乎情理的看法。他說：「我的成就感並不是服裝秀本身，而是整個過程，也就是我們不斷實驗的細節，像是燈光、音響或是衣服應該怎麼樣搭配，失敗了然後再往前，這是我覺得比較酷的部分。」對周裕穎來說，許多設計和計畫，其實都來自於他認為的「酷」與「獨特」，以及對它們的執念。

周裕穎說：「大家對設計的認知比較平面，像是固定在某個領域的人。我不是很想這樣，我想做的是有趣、很酷的東西，然後可以在各個領域做這樣的事。」為了追求「酷與獨特」，周裕穎會從生活中，攝取他認為很酷、很特別的事物，再變成「周裕穎式的酷與獨特」。

「佛羅倫薩的小巷內，有很多是針對工藝品或畫框類的修復工作，我覺得這些手工製作的東西很酷。」因為在留學時覺得很酷，所以工藝變成周裕穎未來關注的面向，也成為創作養分。「跳蚤市場的二手衣服都很便宜，而當改造這些衣服時，大家又會耳目一新，我覺得這樣很酷、很特別，所以我當初的出發點，只是希望能夠做一件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衣服。」周裕穎也是因為覺得重製的效果很酷，所以將「重製」（remake）變成他的創作風格之一。

周裕穎說：「從米蘭回來，進到服裝產業那麼多年，我並沒有因為設計成衣，就把我原本喜歡比較前衛或概念性的東西洗掉。很多人進到商業，設計的東西就非常商業，沒辦法再繼續做比較酷的事情。但我覺得我進到商業10幾年，我還能夠繼續做一些我覺得很酷的事。」正是那份對於「酷與獨特」的追求，周裕穎勇往直前並不斷地跳脫過去而創造新穎的事物。

而另一個推動周裕穎不斷往前的動力，則是來自太太小白。「我很常在家裡看影片或是閱讀找靈感，反而不是很喜歡去外面social（社交）。」周裕穎的性格相對比較被動，而太太小白就像幕後推手，鼓勵周裕穎也幫助將作品帶到世界各地。「要是我是火箭，小白就是燃料，燃料加進去我才有辦法往上噴射。」周裕穎這麼形容他與太太的關係。

「她現在某種程度是執行的人，她就是一個能夠延續我的idea（想法）或者想到更棒的idea，並讓我往下走的人。我們有點相輔相成，就是互相補足原本缺乏的另一半。」太太小白就像是周裕穎的靈魂伴侶，以共同的默契點燃周裕穎對於創意的更多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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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與延伸：服裝、創作與藝術的無限可能

整體來說，周裕穎的創意實踐與他所經營的兩個品牌「JUST IN XX」與「Luxxury Godbage」有著高度關係。周裕穎解釋：「『JUST IN XX』的兩個XX像是繩索也像是無限的符號，代表『跨界』沒有極限。」

周裕穎也開玩笑表示X通常也會被解釋為髒話，「我覺得，髒話就像是要打破框架，好像一個對產業的重拳，好像在說『不要再打安全牌，大家可不可以做一些酷東西？』」

透過「JUST IN XX」與不同產業跨界合作，周裕穎想要在創意、設計上呈現更多可能性。就像與中華奧會的合作，也是一種因跨界而產生的全新可能。

作為合作對象，中華奧會也十分認同跨界所帶來的可能性。吳國譽副秘書長就認為這是一個起點，因為跨世代、跨產業的合作可以帶來更多人的參與，透過進場服的設計或是其他相關活動，聲援國家代表隊到國外比賽。「希望有更多人關注到運動、在意運動。」吳國譽副秘書長這樣表示。

周裕穎的另外一個品牌「Luxxury Godbage」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Luxxury Godbage』對我來說是以創造獨衣無二（One of a kind），用服裝訴說與延續故事。我不是強調環保，因為我覺得環保是現在應該要去努力的基本事情。我希望永續時尚可以有更多一點幽默感、趣味感。」周裕穎藉由「Luxxury Godbage」組合不同的東西，費時大量的手工製作、延伸絕無僅有的單品。

「JUST IN XX」與「Luxxury Godbage」就像周裕穎心中理想與現實的兩面，一邊做的事比較商業；另一邊較具藝術性。周裕穎補充：「我覺得我和品牌的DNA有很多比較幽默的東西。」當然在這兩個品牌之間也存在著獨特性，甚至融合義大利的幽默與叛逆。

周裕穎與中華奧會的合作，除了設計進場服之外，也負責視覺與周邊裝備的設計，包含宣傳品、護照套、涼感巾、口罩套等等，甚至有戰績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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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台北時裝週開幕會，周裕穎也發表了以梅花窗花為靈感設計的中華奧會授權服裝系列。「我覺得當時在設計上是有點意猶未盡的，所以把它延伸擴大到台北時裝週進行發表。」這個系列的作品也在發表之後，受到很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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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提到未來的方向，周裕穎給出很多答案與想像：「有時候我也會跟年輕的學生說，我一大把年紀還在搞這些，你們更應該去闖一闖，做一些別的事情，怎麼每次都在打安全牌？不覺得無趣嗎？」

如同周裕穎在鼓勵後輩的方式，無論如何，安全牌肯定不會是周裕穎未來的選擇。對周裕穎而言，每次的創作都是一種對於藝術、對於時尚、對於服裝的重新思考與無限延伸。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