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在5月30日解散，轉型正義工作將交給各部會；而各界最關注的就是法務部。法務部除了要承接平復司法不法的工作之外，還必須處理加害者的辨識與咎責。包括立委、民間團體、專家學者都對此提出擔憂，認為法務部恐怕沒辦法，立委江永昌更直言「難道要學弟查學長、在職的查退休？」，最後促轉條例修法的附帶決議通過。法務部需另訂法律，並且成立獨立的審查單位，來做相關工作。

《關鍵評論網》專訪曾擔任促轉會委員，負責「平復司法不法」的律師尤伯祥，以他在司法界工作多年的觀察，來談為什麼法務部、司法院，面對轉型正義工作會如此尷尬為難；而曾經處理過不少冤案的尤伯祥也表示，即使困難，這仍是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因為台灣的司法系統直到今天都仍受到那段威權時期的深刻影響。

在威權時代，軍審和一般司法都是共犯

尤伯祥聽到法務部會成立獨立審查會時苦笑了一下，表示「如果不讓法務部跟司法院這麼為難，是比較理想。」他直言，法務部跟司法院，這些廣義上的「司法系統」，在轉型正義上陷入兩難，也不太願意面對過去。

尤伯祥表示，在司法界有種普遍傾象，就是認為過去威權體制的邪惡、不法，「不是我們做的，是軍事審判體系，我們是乾淨的。」司法體系在這裡做了很清楚地切割，但尤伯祥來看，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尤伯祥解釋，在兩蔣時代，特別是蔣介石時期，對於叛亂匪諜這些要「整肅政敵」的案子，都是透過軍事審判系統來處理，蔣介石介入非常多軍審案件判決；但整個國家是一體的，如果沒有一般司法系統的縱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配合，不可能光透過軍審制度就完成對政敵的鎮壓，一般司法也算這壓迫制度的一環。

尤伯祥舉例，警總或保安司令部，如果半夜要把人抓走，白天去學校帶走參加讀書會的學生，「負責提審的是誰？難道是軍事審判機關提審嗎？是法院提審。所以司法若『正常運作』，『強迫失蹤』還能做嗎？」又或者以刑求為例，被刑求的人或家屬，有可能跑去找司法機關控訴自己被刑求，那「傷害罪」就是一般法院要處理的，但當年法院面對這些很多時候就選擇了「不處理」。

再加上促轉會這四年來平反、撤銷判決的數千件司法不法案件，絕大多數都是軍事審判，因為一般司法的案件，相關政治檔案因為保存期限關係幾乎都已銷毀，絕大多數都調不到。尤伯祥感嘆，就是很多案件找不到檔案，好像更有理由說「我們是清白的」。

尤伯祥也補充，除了大家想得到的「虐待、刑求、判死」，比較輕的鎮壓手段很多也是當年的司法系統在做，比方有個真實案例發生在民國60年代，有人在地方選舉時公開發表政見，要蔣家出來交代財產，當時為維持民主外觀，並沒有立刻抓他，但這人一落選就立刻被送往綠島，理由是「流氓管訓」，若法院的提審功能健全，大法官的違憲審查發揮作用，是不會輕易發生。

到了黨外時代初期，司法系統也經常透過《集會遊行法》、《刑法》中的毀謗、貪污等，整肅壓迫想要組黨結社、政治上有異議的「政敵」，例如《蓬萊島雜誌》事件就是以毀謗罪來處理；這些都不是軍審，都是一般司法體系，「所以你要說司法體系都沒有責任嗎？它只是第二線工作； 第一線下手最狠、取人性命的是軍事審判，但有很多其他案子也同樣在壓迫侵害人民。」

尤伯祥認為，司法系統本應該保護人民，卻在軍事審判系統運作時，選擇讓自己置身事外；司法制度和軍審，只是威權統治者追殺政敵時「左右手」的區別，說自己清白無辜，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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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台灣司法的干預如何運作？

尤伯祥也分析，國民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對司法的干預如何幽微運作；在中國是透過「黨化司法」干預司法系統，司法就是黨的工具，就跟軍隊一樣必須聽命於黨。法官和檢察官都有黨籍，黨組織在司法系統裡面深耕。

尤伯祥說，國民黨在中國時把這些都學起來了，所以當時的司法訓練所就有黨教育，一直到了民國六十年代都還有黨組織在運作。一個法律系畢業的年輕人，考上法官要去司法訓練所（現在的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就在裡面入黨，等訓練畢業時，大家都是黨員。1951年起，更有不少法官和檢察官在受訓時請公假到國民黨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

尤伯祥也指出，在《法官法》15條的禁止法官入黨條款生效施行時，三個終審法院（即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公懲會），尚有約半數法官有國民黨籍，「由此可見以前司法人員入黨多普遍」；甚至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司法院院長都是國民黨中常委。

根據促轉會的任務總結報告中的研究，司法人員「黨化」現象，從司法院和軍事委員會的資料可見，在威權時期，曾擔任司法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119名法官中，有國民黨黨籍的有83％。而在司法院所屬的機關包括最高法院、高等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和全台各地方法院的歷任首長中，擁有國民黨籍的法官約佔49％。

尤伯祥解釋，這也是為什麼《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而這種規定在國際上的憲法實屬罕見。

尤伯祥也分析，蔣介石當年敗於國共內戰後，名譽受到一定程度衝擊，和共產世界冷戰的歐美國家，都認為他是軍事強人，而蔣介石來台後必須至少維持「民主化的外觀」才能讓國民黨持續獲得歐美支持，因此才高度仰賴軍事審判，可以直接介入、控制；但是對於一般司法系統的控制也沒放著，只是就透過不留下證據的口頭轉達指令，這時司法系統的中的「黨組織」就發揮了作用。

「這樣的司法，我們可以說它是獨立的嗎？我認為它缺乏獨立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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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體系深受威權時代影響而不自知

雖然十分艱難，尤伯祥還是期待司法體系能夠面對過去，然後改變；因為在他看來，司法體系現在有許多的文化是淵源於過去那段歲月，卻不自知。尤伯祥舉例，他是刑案律師，做刑案的律師們應該都有個普遍感想，即台灣司法的文化是「有罪推定」。

尤伯祥解釋，儘管法律上說「無罪推定」，但實際上運作這套體系的法官和檢察官的思維是「有罪推定」。被告面對檢察官移送的卷證，整本都是不利於被告的資料和證據，要想盡辦法證明自己無罪，「而且檢察官而要形成這本卷證也不難，因為偵查不公開，檢察官查到對你有利的也不放進去，裡面一打開，全都對你不利，這樣才能佐證他認為你有罪的那套論述」，尤伯祥說，舉證清白對被告而言非常困難，「要怎麼證明自己無罪？你第一天就被抓走了。」

而當法官要判決時，如果要作出無罪判決，也必須要想出很有力的理由，才足以解釋為什麼檢察官給了這麼多對被告不利的資料，還是認為他無罪。

為什麼證明、判決無罪，變得比「有罪」更難？這種實務情況背後的文化就是因為，這整個司法體系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擔任的是「鎮壓犯罪」的角色工具，要維護社會治安、統治秩序；當法院對自己的認知是如此，法官、檢察官面對被告時，就會是「寧枉勿縱」，「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人」，因為「所有人都可能是危害國家的嫌犯」。

處理過邱和順、徐志強等幾起知名冤案的尤伯祥認為，這在很多民主國家是很難想像的事情，但在台灣是這樣，很多法律人們習以為常的文化，仔細想想都蠻「詭異」的；而這些文化就來自於過去威權統治，司法作為統治者的鎮壓工具，如果是這樣的出發點，「好像就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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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糾錯」不是最難，但是最尖銳

對司法系統中的人來講，想到自己的前輩曾做過的某些事，是很矛盾也很難接受的。尤伯祥說，特別是法官，很難接受前輩背負過這樣的事，然後遺留給他們。有些曾經參與過去司法不法案件的人，甚至現在都還在司法體系中擔任高層，甚至是大法官；要年輕人勇敢站出來說飽受敬重的前輩當年是錯的，「這很難啊」。所以要法務部調查加害者，推動轉型正義，確實不是件尖銳而不容易的事情。

像是加害者識別及處置的問題，光是進行調查，恐怕對這些法律人就已是「不可承受之重」，即便最後並沒有直接證據，這些人都是「奉命行事」是被迫的，依然是很大的指控；尤伯祥表示，追究法律責任只是其中一種方式，但公布調查報告，指出當時誰扮演什麼角色也是一種方式，就讓歷史來評價、讓後人來決定；「要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這可能不是最難的，但還是很尖銳」。

揭露真相，承認錯誤即為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尤伯祥表示，目前能做的，就是讓檔案公開還原真相，讓更多的事實浮現出來，才有可能往下走；而司法系統能不能透過轉型正義工程「脫胎換骨」，使人民重新信任，將是未來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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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