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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宏願,馬來西亞人擁有過的「先進國」夢

在2020省思馬來西亞政權輪替兩週年:權謀的脆弱聯盟,失聲的公民社會

2020/05/08 , 評論
馮垂華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馮垂華
1990年生,馬來西亞華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研究興趣為公民社會、社會運動、族群關係。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2020年馬來西亞的政治變局,突顯其國家政治主軸依然是族群政治。兩年前希盟的勝利弔詭地削弱了體制外抗爭的能量,作者提醒,一個善的公民社會,體制內的改革與體制外的抗爭也需取得平衡。

變天之後、再之後:希望聯盟短暫的政權與政治風暴

2018年馬來西亞歷經第十四屆大選,由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土著團結黨和國家誠信黨組成的希望聯盟(以下簡稱希盟)撼動國陣前政府的權威,在國會下議院222個議席中贏得113席,成功組成新政府。這是馬來(西)亞60年以來第一次實現政權輪替,而政權的和平轉移更因此被視為民主轉型的典範。

儘管政治強人馬哈迪以93歲高齡再度拜相,但該屆大選中獲得最多國會議席席次的政黨卻是人民公正黨(共當選47席)。按內閣制傳統,多數席次的政黨黨魁應獲推選為內閣領袖,因此理應由公正黨黨魁旺阿茲莎(其丈夫為安華)任相才對,不過最終仍由土著團結黨黨魁、希盟的領袖馬哈迪成功再度拜相。

回到2009年,前首相納吉上任滿100天,馬哈迪就在媒體上指其表現「負面多過正面」。2015年一馬公司金融弊案爆發後,馬哈迪與納吉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這位年邁的政治人物更在同年舉行的淨選盟大集會現身支持,意味著他與納吉的巫統派系產生決裂。隔年,馬哈迪率先退出巫統,並與稍後遭到納吉開除黨籍的慕尤丁組成土著團結黨。這是一個以馬來民族主義為基礎理念的政黨,但由於它對巫統強力批評,使它與希盟其他政黨出現相同卻短暫的政治目的。對當初的希盟及其部分支持者而言,推舉馬哈迪任相是有效的政治策略,除能號召廣大馬來人選民的支持,同時也相信馬哈迪能實現「交棒承諾」,在期限內將領導位子交託給他曾經的副手及敵人——安華。

然而,馬哈迪的立場始終曖昧不明。當選以後,馬哈迪政府先是集中處理所謂「前朝遺留」的問題,包括大筆債務、工程建設、讓有環保爭議的萊納斯稀土廠繼續營運等,並表明交棒安華不是首件要務。就在兩年期限快屆滿的2020年,公正黨內部卻發生嚴重的派系鬥爭——前任經濟事務部長、公正黨署理主席阿茲敏公開支持馬哈迪繼續任相,明白地與安華勢力撕裂關係。2月23日,阿茲敏在吉隆坡喜來登飯店邀請部分希盟及敵對陣營之政治領袖,進行閉門會談。24日,公正黨中央以「叛黨」為由,開除阿茲敏等人的黨籍。阿茲敏則公開發表文告,強調希盟多人正策動逼宮馬哈迪,自己則是為了維護國家形象而選擇支持馬哈迪。同一天,馬哈迪宣布辭去首相一職,連帶撤除所有內閣部長職務。當天晚上,馬哈迪受最高元首委任為過渡首相,直到政治聯盟達成共識,推舉合適的首相人選為止。

到目前為止,坊間評論多認為這是馬哈迪操弄的政治劇碼,旨在維護自己的政權,進一步打擊安華勢力。希盟也在稍後轉變原來支持安華的態度,強調支持馬哈迪任相。不過,到了2月28日,阿茲敏帶領其他10名退黨的公正黨國會議員加入土著團結黨,改為支持慕尤丁擔任首相。而慕尤丁則趁勢拉攏巫統及伊斯蘭黨組成「國民聯盟」(以下簡稱國盟,宣稱獲得國會多數席次並有權重組政府。2月29日,最高元首認定慕尤丁獲得國會多數議員支持,委任他為第八任首相,並於3月1日就職,執政不到兩年的希盟就此垮台。

慕尤丁及其領導的國盟被指責為「後門政府」(backdoor goverment ),公民組織及社運人士批評它不尊重人民的選舉意志,因此缺乏正當性。不過,在內閣制國家裡,這樣的政治變遷卻不違背其憲政基礎,國會裡政黨與議員的分裂與結盟其實也合法合憲,縱使手段並不光彩。於是,希盟僅存的手段即是在下議院開會期間對國盟投以不信任動議,但隨之而來爆發的武漢肺炎疫情卻無情地打亂希盟計劃。慕尤丁將國會延遲至5月中旬,屆時的政治行動仍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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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尤丁與馬哈迪。
脆弱的聯盟:一個缺乏價值理念的工具性政治集團

希盟的崛起往往被視為對巫統舊權威的挑戰,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勝利。但希盟脆弱的政權揭露了幾點難以忽視的政治問題。

首先,希盟的策略性結盟缺乏價值及理念基礎,政黨之間的連帶十分脆弱。在選舉期間,公正黨、行動黨等領袖都接納了馬哈迪的加入,並委任他為希盟總裁。這類型結盟忽略了馬哈迪曾經參與鞏固政治威權結構的歷史事實,也引起民間的強烈反彈。然而,希盟領袖及其支持者卻強調選舉應以大局為重,認為馬哈迪的加入能有效吸引馬來人選民支持,取代巫統一直以來代表保守馬來人的政治地位。面對民眾的疑慮,曾為行動黨文膽的丘光耀在一場群眾演講中就主張年邁的馬哈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且將馬哈迪與秦始皇、漢武帝、毛澤東、習近平、李光耀等人並陳為「梟雄」,試著說服大眾梟雄總是有可能開創新局

這種認為馬哈迪可能告別其巫統時代威權性格的樂觀想法,其實無視馬哈迪的傳統政治能量源自其任相時期的裙帶關係,以及保守馬來民族主義分子支持,其創立的土著團結黨仍舊是強調「大馬來人主義」的單一族群政黨,與希盟另兩個勢力龐大的多元族群政黨明顯理念不合。顯然希盟政治領袖並未吸取當初人民聯盟(2008-2015)因伊斯蘭黨堅持推動伊斯蘭刑法而宣告解散的教訓,再度以工具性邏輯作考量,組成了一個看似聲勢浩大的政治集團。於是,甚至連馬哈迪自己也未曾料到,由他領導的希盟能在第十四屆全國大選中勝選。

勝選以後,馬來西亞民眾沉浸在希盟政府對納吉貪污事件的調查與清算等新聞,但很快地,人們發現馬哈迪與希盟政府無法在獨中統考 、萊納斯稀土廠、首相任期、議員跳槽等議題上兌現選前承諾。馬哈迪坦誠

原以為希盟會在509大選中敗選,所以把一些難以實現的承諾列入競選宣言,當時的想法是如果希盟敗選了,國陣會因此受困。但我們現在執政了,自己反而成為競選宣言的「受害者」。

希盟的裹足不前也引發民眾不滿,而行動黨在希盟裡的優勢地位也造成馬來人的恐慌。這些情緒很快反映在數場國州議會補選中,使敵對的國陣有機會扳回一城。此外,停滯的改革步伐也突顯了了希盟各黨派在一些議題上缺乏共識,無法有效合作。馬哈迪下台後,即坦誠慕尤丁曾向他獻意放棄行動黨及退出希盟,以換取廣大的馬來人選民支持。

搖搖欲墜的政治結盟很快就走到終點。儘管2020年的2月風暴始於公正黨派系鬥爭,但土團黨在後續發展中迅速朝巫統與伊斯蘭黨靠攏,曝露了希盟各政黨在價值選擇上的顯著差異。希盟在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前,雖然各政黨領袖皆同意統一使用公正黨標誌投入選戰,模糊化黨派間的分野,吸引各族群體的支持,而馬哈迪在各選舉場合的現身固然吸引了大批傳統馬來人選民的支持,但對許多自由派、中間選民而言,他們被希盟主打的多元價值所吸引。公正黨以馬來人為眾的黨員結構,以及其代表的進步價值正好交織了不同政黨支持者的需要,鮮少人意識到希盟內部存在著致命的、無法相容的價值差異。

在內閣制國家裡,政黨黨意往往主導政治走向。在理想情況下,選民在有效理解個別政黨與政治人物後,會將選票投予較值得信任的政黨人士。他們一方面相信政治人物的誠信或高貴情操,一方面相信政黨所代表的集體力量有辦法約束個別政治人物的行為。但在需要以政黨結盟形式來選舉的社會裡,選民不僅要對政黨及政治人物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時也要檢視政治聯盟的信任基礎,以確保聯盟不會出現動盪。遺憾的是,馬來西亞選舉傳統雖然以政黨聯盟為主要行動者,但在希盟模糊化派系差異以後,導致選民無法辨識這支聯盟的信賴程度。於是,在2018年,我們幾乎是選了一組同床異夢、若即若離的軍隊上了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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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左起:馬哈迪、安華和阿茲敏
新政府與舊制度:延續至今的族群政治

號稱代表多元族群利益的希盟勝選,使民眾盼望希盟政府能解決長久以來的族群問題。而希盟在其《競選宣言》第二章中也明確提出承諾將「確保馬來西亞擁有受尊重的人權紀錄」,促使政府計劃於2019年簽署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CERD,下稱《公約》)。

這番決定遭到巫統、伊斯蘭黨以及多個穆斯林非政府組織的抗議,認為《公約》將威脅馬來人及土著特權。2018年底,一些馬來人非政府組織動員民眾到吉隆坡獨立廣場舉行「反ICERD 大集會」向政府施壓,導致政府在集會開始前就宣布不會簽署《公約》。這場集會隨後如期展開,但集會目的也轉為慶祝政府放棄簽署《公約》,形式上象徵了馬來人保守集團的勝利。這起事件曝露希盟政府在推動族群平等政策上的無能,也凸顯馬來民族主義及族群政治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被標籤為「華人政黨」的行動黨也讓許多馬來民族主義分子心生戒備,認為行動黨的存在導致希盟政府無法維護穆斯林馬來人之核心文化。行動黨雖然是多元族群政黨,但在國陣不斷挑戰華族權益、馬華公會日益式微以後,它逐漸獲得眾多華人選民的支持。儘管該黨秘書長林冠英曾聲稱自己「先是馬來西亞人,然後才是華人」,但這樣的論述卻無法回應馬來人民族主義分子的指責。對這些民族主義者而言,馬來西亞的民族(國族)核心是穆斯林馬來人文化,任何抵觸這一核心的都可能遭受邊緣化。行動黨為此奮力藉著多元文化主義論述來挽救聲量,但始終無法迴避政敵對它「華人民粹」及「華人至上主義」的指責。

面對政敵來勢洶洶的挑戰,慕尤丁也在其後向馬哈迪提議放棄與行動黨合作。在馬哈迪辭職以後,他一手創辦的土著團結黨也以其原來的組織意識急速轉向與巫統及伊斯蘭黨合作,形成「保守馬來人民族主義+伊斯蘭教保守勢力」的族群性聯盟。土團黨的轉向其實並不值得驚訝,其領導階層多半脫自巫統舊勢力,而比起公正黨或行動黨,其政黨意識形態更貼近於巫統及伊斯蘭黨,但在2018年選舉過程中,這些特質都被忽略了。

整體而言,希盟執政時期並沒有鬆動過去的族群政治結構。穆斯林馬來人文化依舊是當今馬來西亞國族概念的核心,據此而來的種種族群政策也依舊發揮效用,所謂的新政府其實仍受限於舊制度。基本上,少數族群並沒藉著希盟得勢而翻轉地位,一些弱勢族群的處境則越陷艱難。例如吉蘭丹州話望生地區的原住民為了維護其習俗地,自2018年2月設置路障,阻止企業開發商進入。但吉蘭丹州政府在當年8月即動用警力強拆路障,希盟政府對此卻毫無作為,被指責「遺棄」他們曾經誓言要保護的原住民。隔年,話望生當地共十數名原住民集體死亡,死因不明。隨著這起事件引發關注的,是當地原住民貧窮、缺乏公共衛生設施,以及遭受嚴重污染的生活環境。將這些事件歸咎於短短執政兩年的希盟固然嚴苛,但少數族群未獲援助即是事實,他們的處境也遠比希盟來得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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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居住在話望生的原住民。
失語的公民社會: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權力失衡

希盟的崛起與近年來公民社會的積極行動有緊密關係。聯盟中聲勢最大、當選席次最多的公正黨即是1998年烈火莫熄運動後創黨的,其第一代黨員便有許多公民社會組織成員、社運份子。

公正黨及行動黨等也曾與多個公民社會組織合作,並創辦「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下稱「淨選盟」)。儘管淨選盟在2010年後改組成為淨選盟2.0,政黨全面退出聯盟委員會,淨選盟轉型成全權由公民社會成員領導的非政府組織,但政黨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尤其在社會運動過程中,政黨仍然在動員機制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對的,政黨也從淨選盟人數眾多的集會遊行中吸引支持者、營造聲量,間接為他們在2008年、2013年以及2018年的全國大選中製造優勢。

從2007年至2016年間,淨選盟(2.0)總共舉辦了五場社會運動,訴求選舉改革、提倡議會民主、打擊貪腐濫權等議題。這是馬來西亞史上參與人次最多、族群最多元的一系列社會運動。在希盟各陣營還是在野黨的年代裡,淨選盟擔負著體制外抗衡的重要機制。而在淨選盟(2.0)在超過十年的串聯、動員及行動過程中,它更匯聚了馬來西亞各領域公民團體的能量,儼然成為一般民眾眼裡公民社會的代名詞。

除了影響選舉成績外,這連串社運也讓人期待能打破族群藩籬、營造跨族公民社會,以及提升一般公民的政治參與能力。不過,這些期待還未落實,淨選盟(2.0)領導人瑪利亞陳就在2018年宣布參選國會議員。支持她的淨選盟前主席安美嘉認為,民間社運分子將公民社會的聲音帶入國會,有助於強化改革的呼聲。然而,瑪利亞陳的作法也引起不少疑慮,認為公民組織人員在參選後無法保持中立,將對她以及公民社會造成傷害。但她心意已決,辭去淨選盟主席職位後,成功當選國會議員。

隨著希盟獲勝,淨選盟(2.0)在民間社會的聲量也大不如前。在2020年二月風暴中,淨選盟(2.0)也僅僅透過發表文稿,譴責阿茲敏派系及土著團結黨「不光彩」的政治行徑。相反的,風暴裡少數幾場抗議活動都由個別社運人士發起,淨選盟僅僅表示「聲援」,但未積極進行動員與協助。在缺乏主流公民組織動員,以及對武漢肺炎疫情恐慌的情況下,這兩場集會未能形成人數優勢,在表達過對「後門政府」的不滿後旋即解散。

實際上,馬來西亞公民社會的參與門檻一般較高,其中的核心成員多半是受英語教育的知識菁英。對一般參與者而言,加入公民社會的活動需要一定的文化及社會資本。淨選盟(2.0)則透過多個政黨及非政府組織合作串聯的方式,成功動員許多草根階層參與。然而當社運結束,這些被號召前來的草根成員卻沒辦法獲得有效的組織賦能,導致他們在日常生活裡較難進入其他公民團體或參與政治。另一方面,儘管淨選盟主張不為任何政治人物造勢,但在社運現場真正引起民眾簇擁的,卻是那些即將參選的政黨人物。對一些社運支持者而言,他們難以理解在一個訴諸民主改革的運動場合,人們為一個威權體制創立者的馬哈迪歡呼鼓掌的景象。

上述觀察凸顯兩個議題:其一,淨選盟(2.0)匯聚了主流公民社會的巨大能量,但卻無法有效地為民眾賦能。民眾往往只是「參加」社會運動,卻沒有能力介入組織決策、營造政治生活,或者投入論述建構。其二,淨選盟與政黨的支持網絡為彼此帶來可觀的政治能量,但在政黨成功進入議會以後,被遺留的公民組織基本上難有作為。在2018年大選中,原來透過街頭抗爭而獲得支持的政黨成為執政黨,而瑪利亞陳則挾帶累積已久的公民社會能量投入議會活動,導致馬來西亞政治生態更傾向於體制內的改革,而體制外的抗爭則乏人問津。在這兩項議題的作用下,馬來西亞公民社會再顯疲態,未來需要重新積蓄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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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9日,馬哈迪參與淨選盟集會,並在集會中呼籲時任首相納吉辭職。
再之後呢?——營造國家與社會競爭與合作的型態

希盟短暫政權終結後,曝露出缺乏理念價值與信任基礎的政治聯盟往往脆弱不堪,也極容易遭到覆滅。另一方面,土著團結黨、巫統以及伊斯蘭黨的合流也凸顯保守馬來人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勢力的強勢抬頭(或許,這股潮流一直都不曾消失)。

體制上的族群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族群關係,依然是馬來西亞未來尚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最後,希盟的勝利弔詭地削弱了體制外抗爭的能量,公民社會的未來發展必須更關注民間成員的政治賦權,而非依賴政黨進行動員,以免資源遭政黨壟斷。一個良善的社會,必須建立在政治團體與公民社會良好的競爭與合作上,體制內的改革與體制外的抗爭也需取得平衡。

Acemoglu & Robinson在他們優秀的新作《自由的窄廊》裡引述了四千兩百年前蘇美人的泥板記錄。這古老的文本記載著《吉爾迦美什史詩》,描繪了烏魯克國王吉爾迦美什在幼發拉底河邊創造了歷史上第一座壯麗的城市。這座城市商業蓬勃,民眾獲得全面且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但吉爾迦美什國王卻是個嚴厲殘暴、草菅人民性命的君主。於是絕望的市民求助於天神,憐憫的天神以吉爾迦美什的形象,創造了一個同樣強大的分身——恩都,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制衡吉爾迦美什。

吉爾迦美什與他的分身兩人爆發大戰,雖然吉爾迦美什在權力大減、元氣大傷之下打贏了恩都,但兩人卻惺惺相惜,開始串通起來:他們互相擁吻,像兄弟一樣手牽著手,並肩走在一起,變成真正的朋友。

之後,吉爾迦美什和恩都兩人攜手合作,繼續在烏魯克殘害人民,摧毀了市民對自由的天真渴望。這時候,縱使是天神也無計可施。

Acemoglu & Robinson引述這個故事,作為他們討論的起點,認為制衡國家權力的方法並非進一步尋求另一個強大的政府或政治強人,否則那些不受控的政府依然有能力串通合謀,對社會造成傷害。唯有強大的公民社會能對政府有效約制,確保政府在行使國家能力時尊重民間意見,避免壓迫社會。

有趣的是,雖然他們認為國家機器可能出現濫權,但卻同意國家機器能力的重要性,認為優秀的國家機器能提高社會的經濟成長、提供公共服務、解決民間紛爭、維護社會自由。另一方面,他們同意公民社會能透過組織結社、政治行動、自由經濟等方式來約制國家、防止政府濫權,但他們也認為社會裡也有同樣令人遺憾的「規範牢籠」,阻礙全部或部分族群的政治參與、階級流動,甚或抑制中央權力的出現。因此,只有在國家與社會進行良善的競爭及合作之下,社會才能在顯著發展之餘,又保持民主自由的政治風氣。所謂「自由的窄廊」,就出現在國家與社會兩者競合過程中,所出現的狹窄裂縫——要走進窄廊十分困難,但要跌出窄廊卻十分容易。

1991年,仍是國陣政府首相的馬哈迪提出了「2020宏願」(Wawasan 2020),希望馬來西亞能在2020年邁入政治、科技、經濟、社會、教育等領域全面發展的「先進國」。如今回看,當時的國人或許期盼馬來西亞能擠進「自由的窄廊」。不過,邁入2020年時,擔任希盟政府首相的馬哈迪親自承認了「2020宏願」不達標,馬來西亞依舊是「發展中國家」。諷刺的是,他在同一年失去了得來不易的政權,使「2020」成為政治史上一個詭異、充滿諷刺意味的腳註。

與此同時,由慕尤丁領導的政府試著在武漢肺炎疫情中進一步提升國家能力,希望能藉此證明他們是合適的領導人選。我們難以預測,在疫情結束後,國家的巨手是否會稍稍鬆開,公民社會是否能再次累積能力,來與國家作進一步的合作或競爭,實現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全面發展。

無論如何,過去借助馬哈迪絆倒國陣勢力的幻想已破滅,正如我們為吉爾迦美什創造出一個分身的幻想一樣。馬來西亞要進一步前行,首先要告別過去的威權幽靈,再耐心尋找通往「自由窄廊」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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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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