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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川蔡熱線後,台灣在國際舞台的哪個位置?

「台灣獨立」其實是在「救中國」:美國不會為了「保衛台灣」向中國宣戰,但絕不允許西太平洋被單一強權控制

2014/08/31 , 評論
彭振宣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彭振宣
曾經夢想成為一個菁英,但很快就發現這個世界不需要菁英。於是希望讓自己成為一個公民。以一個公民的力量思考、行動,想親眼見識看看匯聚每一個公民的「共和」力量,究竟能為社會,為這片土地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在討論有關台灣前途的問題時,常常會遇到一種質疑:「如果中國不惜以武力介入,台灣有能力依靠單獨的力量來與中國抗衡嗎?」就現實的層面,這樣的問題是沒有一點思考價值的。因為這種愚見是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侷限在一種「單邊」或是「雙邊」的框架中。也就是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把台灣與中國的外交關係陷縮在「兩國」的關係中。

然而這種條件限制本身就是既不切實際,又昧於現實的。因為台灣與中國雙方在60多年來的外交關係,就是不停的被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化所影響。也就是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其實是被鑲嵌在整個國際「多邊」局勢下的一環。例如美國當初會決定支持台灣,就是起因於朝鮮半島所爆發的韓戰。而美國之所以願意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是源自於在東西冷戰的框架下,避免共產勢力擴張所做的考量。

也因此當時美國完全無視蔣介石自身「反攻大陸」的願望,提出「兩個中國」的建議,希望幫助台灣徹底擺脫與中國的主權糾紛。而美國後來的政策轉向,固然一部份是來自於蔣介石為了自身野心,置台灣安全於不顧,堅持以「漢賊不兩立」的主張拒絕美國的建議。但更大的原因則來自於1956年在赫魯雪夫發表批判史達林的報告後,中國立刻批評蘇聯為「修正主義」,接著蘇聯與中國的關係便急遽惡化。

到了1968、1969年時蘇聯與中國幾乎到了準備兵戎相見的地步。這時美國將與中國建交視為攻下蘇聯「鐵幕」的突破口。因此1971年便發生《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蔣介石的代表退出聯合國」事件。隨著美國與中國建交,美國也藉由《上海公報》將政策轉為傾向「一個中國」的立場。

可以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牽涉的從來都不只是兩國之間的強弱消長,更重要的則是整個西太平洋,乃至世界局勢的變遷。由此其實也可以順便談到另一個常見的問題,那就是:

「美國究竟有沒有可能為了台灣與中國兵戎相見?」

從表面上看,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相當曖昧。在《上海公報》中,美國傾向一個中國及兩岸和平交流,似乎是支持統一。然而在《台灣關係法》中,美國也表示會幫助台灣抵制任何以高壓或武力,危及人民安全與經濟穩定的外在力量。而任何以武力決定台灣前途的行為,將會被視為威脅西太平洋,並危害美國利益的行為。

然而我們若是以現實國際關係的角度切入,上面那個問題也完全是個錯誤的提問。因為美國並不會因為台灣本身的利益而有任何的行動,而只會以他自身的利益與政策來行動。所以我們該問的是:

「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與政策究竟是什麼?」

根據美國自己的說法,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與政策是:「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這句話乍看之下只是一句官腔式的廢話,然而這真的是廢話嗎?若要探究這句話背後的真意究竟為何,必須要從過去的歷史與今日的美中博弈中探尋。

從美國與中國今日在西太平洋的政策,可以隱約見到在雙方文化中各自不同的外交典範。中國的政策中透出了戰國時代范雎「遠交近攻」的味道。無論是軍事上中國將戰略重心建立在陸基型對艦飛彈對美國航母戰鬥群的威脅,或是將爭議擺在台灣、東海、南海。在在都可以看出中國的立場是希望能夠將衝突侷限在第一島鏈,希望能將美中間的矛盾限縮在區域性的次要衝突。

中國期待美國能夠容忍中國成為東亞的區域強權,避免美中間出現全面的對抗。而從習近平:「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的發言中更幾乎可見中國自比為與美國對等的強權,如同秦相魏冉在西元前288年相約齊國「並稱東西帝」。

然而相對與中國,美國的西太平洋政策就相當令人費解,似乎呈現一種奇妙的矛盾。其實美國對西太平洋的政策,可以說從滿清末期到如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變化。美國在滿清時期於西太平洋地區最著名的自然就是「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政策。而門戶開放政策的精神就是要求世界各國對西太平洋地區,尤其是對滿清實行「機會均等」原則,不許任何國家或少數國家獨占或是協議瓜分西太平洋的利益。

美國對待西太平洋的態度還受到另一個政策的影響,那就是知名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而美國的立場之所以讓人有撲朔迷離之感,就在於美國最終的作為是在這兩個不同政策間擺盪的結果。

漫畫中手持鑰匙,站在中國大門前的人代表美國,由於美國為門戶開放政策倡導者,因此身型比較高大,其餘門外的人左起分別代表德、法、英、俄、日本、土耳其和奧地利,而門內的人代表中國。|Photo Credit: Americans drawn

能夠驗證上述假說的實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美國擊敗的大日本帝國。戰前日本正是一個因為誤判美國對西太平洋態度,而幾乎遭遇亡國的血淋淋例子。台灣與中國兩國的一般平民,對日本在戰前外交政策的印象,多半是建立在一個幾乎已經要被史學界公認為「偽書」的文獻《田中奏摺》之上。

《田中奏摺》的內容可以大致化約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然而以此來認識日本在戰前的外交與戰略是完全錯誤的。先不要說這份文獻的真實性有問題,會相信這份文件的說法,也代表了對日本戰前國內政治狀態的無知。

實際上從明治初期開始,日本的對外政策與國家戰略就是處於多頭紛紜的狀況。明治時期日本最大的內戰「西南戰爭」,雖說根本的原因是出在維新後的社會結構應該走向「四民平等」或是「士族專政」的路線之爭;但其中一部分的導火線仍是西鄉隆盛在日本的對外政策上,與大久保利通等人產生了相當大的摩擦。而西鄉隆盛的弟弟西鄉從道,更是曾在出兵台灣(也就是「牡丹社事件」)的問題上,不惜以「兵變」(史稱「西鄉大暴走」)要脅日本政府就範。

而僅僅就戰前昭和初期的日本軍方,在對外政策上就分裂成多派對立。日本帝國海軍方面以山本五十六為首是全面反戰的。日本帝國陸軍的軍國主義者則分為傾向於國內改革的「皇道派」,與傾向對外擴張的「統制派」。

而在傾向對外擴張的派系中,擴張方向上又可分為與中國建立「反共同盟」向北對蘇聯宣戰的「北進論」;與向中國宣戰,並佔領東南亞奪取天然資源的「南進論」。蔣介石主政下的國民政府,在戰前便曾積極的與日本接觸,希望促成日本採取「北進論」的擴張策略,避免中日開戰,並聯合剿滅共產勢力。

也因此問題的核心就在於當時的日本為何會在最後選擇了「南進論」?而這個問題便牽涉到當時日本軍方(尤其是陸軍)對美國政策的認知錯誤。皇道派軍國主義者由於發動了一次失敗的流產政變(二二六事件),很快便被統制派軍國主義者以叛亂名義肅清殆盡。北進論則由於「諾門罕事變」(Battles of Khalkhin Gol)中顯示日軍戰力不如蘇軍而遭擱置。最後只剩下統制派軍國主義者對國家戰略擁有影響力。

而當時日本陸軍統制派的軍國主義核心決策圈,分裂為兩個集團。一個是以策劃創立滿洲國的「石原莞爾」為首,另一個則是以後來主掌日本戰時政策的「東條英機」為首。石原莞爾在其著作《最終戰爭論》中,闡示了他堅決反對中日交戰的立場。

石原莞爾認為決定亞洲命運的最終戰爭,應該是由日中同盟,透過區域整合建立一個類似當代歐盟的亞洲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是以日中兩國為互相合作、制衡的核心,日中兩國在亞洲共同體中的地位,類似今日歐盟中德法兩國的地位。最後再由這個同盟擊敗西方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殖民。

最終石原莞爾在盧溝橋事變後,被東條英機擠出日本軍方的決策圈。而在戰時甚至遭到軟禁,直到戰後才獲釋。(從這裡便可看出《田中奏摺》的謬誤。因為日本建立滿洲國的主導人,根本反對向中國開戰。順帶一提,石原莞爾在戰後因自己主導滿洲國建立而「自認戰犯」,自願接受盟軍審判。但盟軍認為他完全無涉後來的戰爭,因而將他無罪開釋。)

然而為什麼在戰前與開戰初期東條英機容不下石原莞爾的建議?進而造成了亞洲的生靈塗炭。

起因就是東條英機對美國的亞洲政策毫無了解,錯估了美國介入西太平洋的決心與可能性。東條英機對美國的認知來自於自己的學生,曾在美國留學的「佐藤賢了」。而佐藤賢了身為當時日本陸軍少有留美經驗的軍官,卻因為自身的偏見,對美國懷抱著非常錯誤的輕蔑與輕視。

身為東條英機的得意門生,佐藤賢了是一位非常典型的軍國主義軍人;因此價值觀極端推崇「精神戰力」。當佐藤賢了接觸了當時美國建立在資本主義上的工業文明時,極端推崇精神戰力的價值觀使得他相當瞧不起沉醉在物質享受中,整日紙醉金迷的美國人。

而美國大兵在他的眼中也只是一群整日只知吃喝玩樂兼把妹的軟弱傢伙。也因此佐藤賢了便帶給東條英機兩項結論:(一)軟弱又怕死的美國人絕對不敢跟日本全面開戰。(二)就算開戰,美國軟弱的戰力絕對承受不住大日本帝國的第一擊。日本可在一擊得手後將美國逼上談判桌。

而就像是在證明佐藤賢了的觀察,當時的美國基於「孤立主義」,對日本也抱持著相當姑息的態度。首先面對日本在1931年扶植滿洲國的行為,美國只在1932年由史汀生國務卿發表《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宣稱美國不承認任何違背1928年巴黎公約的主權變更。到了1934年日本片面宣布將不接受《華盛頓公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與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所提出的軍備限制,堅持擴充海軍。

美國在1935年不只不制止日本,更為了怕激起軍備競賽,由國會制定了《中立法》(Neutrality Acts),規定美國不可介入任何美洲之外的軍事衝突。而到了1938年,美國更擴大《中立法》的約束,要求美國甚至不能貸款給世界其他區域的交戰國家。

也因此在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東條英機有絕對的信心相信佐藤賢了的觀察,認為侵略中國是安全的行為。當時只有石原莞爾堅決反對侵略中國,在七七事變爆發後,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的身份自主發佈「不擴大方針」,要求日本政府與軍方應該立即結束對中國的軍事行動,並以外交談判化解日中之間的衝突。但接著日本政府便在主戰派的壓力下,發表了《近衛聲明》,宣佈正式對中國進行全面的侵略戰爭。石原莞爾更遭東條英機不斷左遷,最後被解職以預備役身份在家軟禁。

到了1940年9月,基於對美國打從心裡的輕視與吃定美國不敢干預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擴張。佐藤賢了在法國願意有條件讓日本「借用」越南軍事基地的前提下,斷然拒絕與法國交涉,直接武裝佔領法國在中南半島的軍事基地。這次的事件直接刺激了美國,讓美國開始干預日本,最後促使美國投入戰爭。而佐藤賢了也因此日後在日本被稱為「三奸四愚」之一。

在1940年9月日本侵犯法國軍事基地後,美國的第一波反制行動便是立即開始建構「ABCD包圍網」(A指美國、B指不列顛、C指中國、D指當時殖民印尼的荷蘭)以戰略包圍切斷日本工業原料的方式逼日本退出侵略戰爭。而日本在工業原料,尤其是石油供應全被切斷的情形下,最終只能在選擇和談或是擴大侵略之間選擇其一。而東條英機選擇了後者,於是為了能排除美國海軍的威脅,佔領出產石油的印尼,日本規劃了「珍珠港偷襲行動」讓戰爭全面爆發。

其實從二戰美國介入西太平洋的時機,我們便可分析出美國西太平洋外交政策的底限。美中關係其實並非美國干預的直接因素,更非國民黨宣傳的什麼鬼「蔣宋美玲旋風」所造成的。當時的西太平洋大致是為「美、日、中、英、法、荷」等國勢力所均分。美國干預的時機便是日本除了中國,更開始打算排除「英、法、荷」對西太平洋的影響,讓日本成為西太平洋唯一的軍事強權之時。

可以說在最終美國出兵仍是回歸到「門戶開放政策」的精神:美國絕不允許西太平洋出現單一強權控制的情況。

那這時或許有人會問:「要是這個強權願意與美國均分利益呢?美國是否會接受這樣的強權?」很遺憾,這樣的想法日本也已經替我們實驗過了。東條英機在1941年組閣後在11月派野村吉三郎到美國,進行珍珠港偷襲前最後一次日美和平磋商。日方提出的條件如下:

  1. 日美兩國同意不以武裝部隊進入東南亞與南太平洋任何地區,法屬越南已遭日軍佔領地區不在此限。
  2. 日本政府同意在日、中之間建立和平後,自法屬越南撤軍。
  3. 日美兩國應彼此合作,在荷屬東印第群島自由獲取雙方所需之天然資源。
  4. 日美兩國互相恢復凍結資產與商務貿易關係。
  5. 美國政府應避免有礙美日恢復和平的一切行動。

美國對日本共同瓜分西太平洋資源的提案一口拒絕,並提出對應的提案如下:

  1. 凡遠東有權益之各國間,應訂定多邊互不侵犯條約。
  2. 訂定保障法屬越南領土完整的條約。
  3. 日本自中國與法屬越南全面撤退。
  4. 日本支持中國國民政府。
  5. 日美兩國共同放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

就在美國提出對應的提案後,12月日本便研判無法跟美國達成共識,對美國展開珍珠港偷襲。

1942年太平洋戰爭的形勢(紅線圈內是日軍所到達最大的勢力範圍)|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其實美國的外交政策承襲的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種外交的歷史典範,那就是「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而不列顛和平所奠基的外交政策就要防止歐陸出現一個獨強。因為歐陸一旦出現獨強,就有機會騰出手來對英國本島展開跨海作戰。也因此英國的外交策略就是聯合歐陸其他次強,撲滅任何獨霸歐陸首強的可能性。即使這個首強在當前尚未威脅,或是與英國敵對,英國也要將其擊破。

因此英國在哈布斯堡西班牙強盛時,就聯合法國攻擊他;而當法蘭西波旁王朝與拿破崙帝國強盛時,就聯合普魯士與奧地利攻擊他;而當德意志第二、第三帝國興起時,則聯合法、美消滅他。

而美國無論是「門戶開放政策」或是「孤立政策」,其實都只是延續不列顛和平的一體兩面。今天美國只是把英倫三島的規模擴大為美洲,而將歐陸的規模放大為歐亞大陸的各個區域。所以美國的兩種西太平洋政策乍看之下是矛盾的,但實質上他都是同一套脈絡的不同應用而已。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今日的美中搏弈中來看。從日本走向對美戰爭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出來美國的「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指的就是美國不可能容忍由單一強權壟斷西太平洋的利益;就算這個強權願意與美國分贓,美國也不會接受。當前的西太平洋,主要是由「美、中、日、韓、東協」等幾大勢力所共享。從二戰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美國的底限就是不能接受西太平洋由單一強權擊破或是宰制複數以上的其他勢力。

然而中國現在所宣稱的利益範圍,明顯已經抵觸「日本、東協」兩個西太平洋的區域勢力。要是中國打算貫徹他自身所宣稱的勢力範圍,必然要擊敗日本與東協。而中國前幾年為了南海問題,試圖分化東協各國,讓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單獨跟中國進行雙邊磋商,進行各個擊破。中國自以為這樣的做法能夠讓美國容忍,殊不知這套已經幾乎要踩到美國的底限。

而台灣乍看之下算不上西太平洋哪一方的勢力,因此就算中國侵略台灣,美國也不見得會願意跟中國衝突。但由於台灣特殊的戰略位置,所以台灣其實稱得上是「西太平洋勢力均衡的風向球」。因為中國要是奪下台灣,立刻會造成目前勉強均衡的戰略均勢崩解,讓東海與南海的戰略優勢一口氣的向中國傾斜。當這樣的情況發生時,美國必然不可能忍受。所以真實的情況就是:

「美國可能不會為了保衛台灣向中國宣戰,但美國必然會為了台灣被奪下後的戰略局勢向中國宣戰。」

對中國而言,奪下台灣將會讓中國提早面對一場他自己根本尚未準備好面對的全面戰爭。中國或許自以為陸基式的超音速攻艦飛彈對美方航空母艦戰鬥群的威脅,足以讓美國對中國產生忌憚。

但就算我們不考慮美國與中國在軍備與武器科技上的差距,真的就當中國的飛彈攻擊必然成功好了;中國軍力所構成的威脅與戰果,頂多相似於日本1941年在「馬來亞海戰」(Sinking of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中擊沉英國當時最強戰艦「威爾斯親王號」(HMS Prince of Wales)以及戰列艦「卻敵號」(HMS Repulse)。然而這種程度的戰略威脅對阻止美方投入戰爭,以歷史的角度可說是早已證明只是癡人說夢。

當年的日本比起當代中國,海軍的軍力與美國海軍相比超越「10:18」或是「10:14」(也就是超越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中所規定的比值)。然而今日的中國海軍與美國相比,驅逐艦等作戰艦隻的數量比接近「1:10」,航母的數量也是「1:10」。日本當時還有能力攻擊珍珠港,讓當時的美國太平洋艦隊遭遇壞滅性的打擊,美國都無法容忍日本成為西太平洋的區域強權。

而中國的戰略投射能力頂多只能威脅第一島鏈,若是美國在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等地對中國實施戰略封鎖;以逼東條英機的方法來逼中國,不知道中國要怎麼樣因應?今日中國在軍力與戰略威脅性尚遠遜於當年日本,卻自認為可以威嚇美國向中國妥協,世界上恐怕沒有比這個更為危險的幻想。

然而台灣與中國長期由於政策需要,將日本走入戰爭的過程扁平解釋為一種意識型態上的「正邪之爭」。這樣的解釋讓多數人長期對西太平洋的戰略局勢陷入無知之中,中國人也因此沉浸在莫名樂觀的歡樂氣氛中,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西太平洋的戰略優勢。殊不知當前的局勢要是發展下去,中國將面對的是如同當年日本一樣的敗亡深淵。

而台灣多數人也因為不了解這樣的歷史經驗,覺得中國的崛起似乎是大勢所趨,無人能敵。也因此不少人興起了不如依附在中國下安逸度日的想法。然而實際上的情況是台灣一但失去了自身的獨立自主,西太平洋立刻會發生戰略上的嚴重失衡,美中衝突也會在極快的速度中白熱化。而到時台灣作為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的戰略橋頭堡,立刻會被推上第一線成為炮灰。

也因此只要台灣保持獨立自主,可以讓西太平洋的各個勢力有所顧忌。在戰略上台灣獨立其實成為了西太平洋的緩衝,也是美中和平的基石。而就算美中真的想不開,硬是要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爆發衝突。台灣也能夠選擇有彈性的策略,爭取在戰後最有利的條件與選擇和勝利陣營站在一起。然而台灣若是提前輸掉自主性,恐怕要面對的是一個對台灣毫無利益的戰爭,以及被外國勢力強制徵用財產與勞力,最後換到的只是再度成為不同勢力的佔領地。

現實戰略的弔詭就是綜合整個西太平洋的複雜情勢,「台灣獨立」其實是在「救中國」。因為台灣的獨立自主等於讓中國不會因為自身的誤判而提前惹出讓中國毀滅的戰爭。也讓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夢」不會半途就因為中國人盲目的戰略觀而遭遇滅亡。當然現在沉浸在盲目狂歡氣氛中的中國人既沒有這個自覺,也不可能感謝台灣人。不過台灣人不需自墮,隨著戰略形勢的推移,中國人遲早會發覺這點,或是直直的走向滅亡的危機。

最後送中國一句:如果中國真的想破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佈局,達成和平崛起成為強權的目標;戰國時代有一個更好的戰略典範。那就是魏文侯尊重趙、韓兩國的獨立意願,最後西敗強秦得河西之地,東破齊國陷齊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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