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

種族歧視之所以存在，便是要轉移被壓迫者的注意力，在自由民主的體制內，這個共識必須被建立起來，白人菁英的權力才能一代一代地延續，既得利益者的財富與地位也才能一直被複製下去。

要策劃一個能涵括這些生物藝術作品的展覽是一件不小的工程。這是一個找尋定位（position）的過程。是情緒上的定位，也是政治上的定位。

有時候，我覺得即使COVID-19病毒離我們遠去，曾經見識過視訊會議的即時性和方便性的世界，可能也已經很難完全地回到清純的面對面課程了。（除非我們的世界對於效率和方便出現了痛定思痛的反思。）那麼就教學和人的日常而言，我們在飛速教室裡感受了什麼？

儘管崎嶇坎坷，但至少溫絲黛還是當了後媽還出了這本書，讓人能理解她們身為繼母的感受和處境，她也想讓可能有機會當上後媽或成為新進後媽的女性同胞瞭解箇中風險。

在最近上映的傳記紀錄片《娥蘇拉・勒瑰恩的世界》（The Worlds of Ursula K. Le Guin）一開頭她這樣說道：「科幻小說能訓練人們感知到有另一套做事情的方式、另一種生命存在的樣貌。我們的文明不是唯一的，也不總是美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照這樣的方式進行。」

而事實上，這一場還看不到盡頭的新冠狀病毒疫情當中，一個矛盾的歷史狀態反而是隱隱浮現：歷經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當代中國社會，整體的被市場給征服了。

我將仔細分析其中宗教靈力概念的轉變：我們將看到桃園八德的乩童如何打破原本的地方網絡，創造出更大的靈力體系。這也說明了在都市情境中，信徒對靈力的理解與想像已不再依附在傳統的社會網絡，相反的，心理或情感成為連結人們與神明重要的機制。

強韌的前現代摩梭家庭體系，提前千年預示了晚期現代性下，紀登斯所謂「純粹關係」的核心原則。親密關係只因為「給身屬其中的每個個體帶來充分的滿足」才延續。然而，摩梭人實作的親密關係甚至比純粹關係「還要純」也說不定，而且摩梭人早了兩千年。

質化研究的範疇中，隨意google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研究方法，例如基本的一對一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等。但其實研究沒有那麼遙不可及，帶著觀察意識走進場域開始與人互動，你就可以收集意想不到的訊息。

本文回顧幾種類型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特別是國家在個別理論中的位置與重要性，並藉此檢討新自由主義這個廣泛使用甚至濫用的概念，是否還有其理論上的價值？應該如何更有效的使用這個概念？

十九世紀殖民現代性的衝擊，不但加速東亞區域秩序崩潰，而且徹底顛覆了東亞人理解自己的方式。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一種雜糅了政治、文化、血緣、語言、宗教的民族主義，由歐美輸入、為東亞人改造並接受。

在創作過程中，一些看似沒有用的東西，可能其實最有用。Saville笑言：「我是我，我是這樣去思考、創作，一些人類學的思維，已經潛移默化地在其中啦。」

當人類學家駐紮於村落的中心時，究竟是誰在地化了？事實上，文化觀察者、人類學家經常像是玻璃魚缸裡的魚一般被監視著。那麼，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出發來看的？是誰得以在社區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界限，依此劃分出局內人與局外人？

一群人慣常使用的地名是集體記憶的產物，三百二十萬及馬太鞍的地名命名分別反映當地人對周遭環境的文化認知，某種程度反映了遷徙的過程及環境產業的改變。

不管如何，從我們家的歷史看來，家神具有可替代性，會隨家庭主事者的更迭而變化。晚來的神雖然可與舊神共存，但當新的家神晉升主位之後，舊神卻無法降轉為陪祀，就只能退位了。

我想宮崎駿不是那麼非此即彼，《神隱少女》意識到成長的陣痛以及不得不面對的黑暗污穢，卻也點出成長的必然及其溫暖而令人回味的種種。

在常人的觀念中，尼安德塔人高大健壯，渾身肌肉，有些粗野，也可能有點單純。對於男性來說，其中一些特點是可接受，甚至是正面的，但是一般認為有魅力的女性身上並沒有這些特質。

我願意坦然面對我的身分認同，因為我知道這一輩子也要糾結在「國籍填哪裡」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