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簡史》：針對瘋人與窮人的「大監禁」
與其把療養院的解決方式視為一種中央政策，不如把它看做是在一個服務業正興起的混合消費經濟體系中，各方之間就需求、權利與責任相互協商的場所。
龍發堂：台灣精神醫療史上難以分類的一章
從2017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議題再度浮上檯面。而在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是怎麼樣的呢？用現代醫學的視角去檢視龍發堂又是如何？另外，龍發堂還幾經調查和政治角力。上述的種種歷史故事將由這篇為您娓娓道來。
越獄：從資料庫社會中逃脫
這個社會越來越亂是演算法害的，因為他讓大家關起門來，直到出門投票才發現自己跟對手是五十五十，勢均力敵。演算法讓我們自己跟自己說話，覺得自己很有道理，事實上這個社會是被分割成很多小眾，演算法是一種新的權力。
古典時代瘋狂禁閉史：當「懶惰」成為道德問題，我們就要對遊手好閒者實施強迫勞動
在這些體制中，隱藏著一個企圖。它要證明秩序和美德可以完美配合。在這個意義下，「禁閉」（renfermement）同時隱藏著一則城邦的形上學和一則宗教性的政策；禁閉做為一種暴虐性綜合的努力，乃處於上帝的樂園和失樂之人所造的城市之間。
社會學觀察或研究不應簡化精神科診斷標準
DSM-5診斷系統並不完美，也有其限制。但若有人一方面暗示DSM-5診斷像法律；另一方面又暗示讀完這些條文即可自行診斷，這就不只是簡化了，而是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此診斷系統的印象與理解。
中山女高「中槍兩次」，召喚出了眾人對「規訓」的反感
在〈戀我癖EGO-HOLIC 〉MV播出後，中山女高關聯者紛紛批評這隻MV損害了中山女高的「校譽」。然而這麼做也招致了諸多支持MV者的反擊。然而造成這波論戰背後的力量，其實來自於現代教育將「維護校譽」當作「規訓」的一環。
由毒品除罪化看《刑法》：因社會機能失衡而導致的犯罪，不會因為一再重罰而消失
《刑法》的存在應該要配合學校生命、法治教育，使人理解社會、國家存在的意義與秩序，這樣的刑法制度才有存在的必要與用處。如果只是單純將《刑法》視為萬靈丹，造成的結果恐怕就是社會秩序的徹底崩解，法律被所有人視為作秀的工具而已。
空間與政治 ：「東亞大笨蛋串聯Party：愁城鬧事音樂會」初探
從活動的籌劃，到尋找器材、場地，再到現場的一切大小庶務，活動的組織者始終秉持著龐克文化中的「自己做」原則，在臺北這座以「小清新」而著名的城市中，硬生生地創造出了一個飽含衝突與混亂的現場。
學生該不該穿制服？盧梭和尼采會這樣看
學生制服的存在與否，其正當性問題絕對基於是社會下的價值觀。即使你成功粉碎這份價值，才僅是第一步，關鍵在於粉碎這份價值之後，可不可以創造出一些什麼來替補這份虛無後的空缺？
與好學青年談哲學
我對N另眼相看，完全是由於一次偶然的閒談。原來我們是同一間健身室的會員，那天我比平時晚了一些才到健身室，碰到了 N 也在那裏。他遠遠見到我便立刻熱情地招手，我基於禮貌便過去跟他聊兩句，誰知一聊便是半小時！
「搖搖哥」與竹林七賢差別何在？這不是一種自主選擇
為什麼台灣漸漸興起一股「精神科胡亂診斷過動症」，或者「胡亂開藥給沒病的人吃」這一類反精神醫學風潮？其實也是社會不信任精神醫療的表徵之一。
林正英與麥浚龍的「殭屍」：墓誌銘只為了墓碑而存在，它並不象徵新生
表面是寫人鬥殭屍，內裡卻是寫人寫情，盡見人情世態，令外國觀眾得以了解現在的香港──沒有舢舨和維港，帶給你的是坪石邨那個四方圍住的天空。
窮人的京都：能夠阻止「便宜就好」這種想法的，恐怕不是經濟的力量，而是文化的力量吧
橋本治有句話說得相當透徹：「如果你很年輕，窮一點也無所謂。」不是因為年輕所以貧窮，而是年輕本來就跟貧窮同義。
一款可能目的不是好玩的遊戲：讓你決定是否執行死刑的《監獄工程師》
近來我們社會爆發了關於死刑的爭議，不久前也有受刑人試圖越獄，最後飲彈而亡的監獄事件。在這些案例中，我們不禁思考，在日趨激烈的死刑爭議中，實際賦予執行死刑的權力，是什麼感覺、又會如何抉擇？電子遊戲與數位內容載體是否可以提供另外一層思考的面向與切入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