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

這些小說明顯的特色，在於呈現了台北都市生活的樣貌，角色與問題皆牢牢地與都市綁在一起，尤以〈夜雨〉、〈沒落〉、〈十字路〉幾可稱為「台北城三部曲」。後來的日語世代，雖然也留下不少都市氣息的作品，不過，對比他們筆下的東京或上海，老台北王詩琅靈敏掌握住了台北專有的風景與語氣，不可取代地留下了三○年代的台北城情調。

「詩的語言是精神的一部分，發揮出來的話就會是社會的良知。」利玉芳懇切地道出對於自己的期盼與要求。語言的三聲道背後代表著差異的思維模式和文化養成，利玉芳表示其主題大多脫離不了關懷生命、剖析人性以及叩問存在的意義。

和作家黃崇凱天南地北聊著，從台南的交通講到地方選舉。現實總是如此令人憂心，結論總是令人沈默嘆氣。我內心的小小總結是，文學並不一定能改變世界，但透過閱讀、想像差異，似乎是尋找答案的一條路。

我想像花詢過世，得以參與他的喪禮的，恐怕只是他的同輩手足，也就是花甲花慧，花明花亮，他們經歷怎樣的一個童年呢？那又是一場怎樣的小喪禮？

當《今生今世》推薦列除了一定會有的張愛玲之外，還出現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時，我們方驚訝於此二書如今之被「市場」並置，是否諭示了兩造互文，並重新喚起近代華文文學中一個常常被刻意遺忘的、危險的幽魂。

朱宥勳認為，「台灣國文教育最荒謬的地方，就是一個學生就算認真地唸了六年國文課，他走進書店裡面，卻幾乎一個作家都不認識。」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爭論只是具象的呈現一個角度的意識形態架構，文言文有台灣主題；中國文學亦有白話文學，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爭論亦非單純二元對立可以解決。

向陽說，國文教學的重點，是要讓學生會寫自傳、一封求職信，和朋友在網路溝通時，能寫出一篇很有邏輯的短文，這才是國文課該教的。

台灣的創造權不局限於知識分子或政治代表手上，而是在所有人的手上。「台灣性」的邊界，因此是所有台灣多元文化的極限，而這些多元文化的展演，我們一方面需要循著歷史去了解它的過去，一方面需要接受且期待它所有可能的、開放的未來。

這種「幻想文學史」或「新寫作家史」的「意義」相當顯眼，《文藝春秋》在未來都很可能成為大學課堂上，探討文學真實與虛構的經典教材。但除此之外，在幾個篇章的閱讀中，我發現截走我目光的還有濃厚的「1981感覺」。

說實在的，我們這個年紀受過一般義務教育，一直到大學畢業，華語已經成為多數人現實上的母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其他語言成為精神上的母語，只是我們不願意面對這個事實。

老師們不都教我們在論文發表的學術論辯中，誠實為上策？真是自己的學術判斷出了問題，就承認自己的錯誤，謝謝對方的指正，回去後再改正就好？找了那麼多似是而非的理由，真理真的能越辯越明嗎？

總統府原本想要藉著引用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詩作，藉以彰顯台灣文學地位，沒想到卻接連遭到多位華文文學學者質疑。

如楊逵在信中說的：「不能走直線的時候，你們應該轉彎。」在資本主義的洪水之中，我們家人應該緊緊相擁，結合成一座保有了最低限度人性與幸福的島嶼。

觀看本片的最佳態度，或許也正是帶著星期天的心情，遊走於那一片片的逝去碎片，為之讚美或哀嘆，然後將這些複雜的情緒凝之在心底，迎向星期一的來臨。

「為受苦的人爭取權益、改善環境」應是他的心願，也是當時的他迫切想做到的事，因此當「用筆改革社會」的目標無法達成時，他會決定投身政治。

《日曜日式散步者》，以史料、圖片、歷史影像、「重演」手法、字卡，以及影像詩所構成。導演使用兩種手法處理影像詩。一個是旁白用日文原音唸出風車詩社的詩作，依內容加以呈現，以畫面與聲音把詩文具象化。另一種做法則反過來，當詩作的字卡出現，或者是詩文被朗讀的同時，畫面與聲音卻是抽象式地出現無關的事物與象徵，以難以明狀的影音，來比附詩作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