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率

最後，相當弔詭地，讓兩天制周末得以落實的並非利他主義或激進行動，而是經濟蕭條，也就是爆發於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大家認為縮短工時是緩和高失業率的方法——每個人都做少一點，那就會有更多人有工可做。

勞動市場問題並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政府必須在薪資與就業、以及勞資雙方和諧等方面取得平衡。因此員工除了重視自己的薪酬福利外，也應珍惜雇主所提供的工作機會。而雇主也應持續改善勞工福利，才能吸引優秀人才。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政策想法和它背後的哲學意涵值得台灣人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公民辯論，可惜目前政治上只有台灣工黨將其納入政見，近期的學術研究也顯示台灣選民中只有經濟弱勢的人支持這項政策。

台灣餐飲業等服務業的員工，幾乎是領基本工資，隨著調薪幅度增加，許多人力為大宗的業者多改為減少人力使用，轉而增購自動點餐機、自動售票機等，寧願將業務縮減，也不願意聘用勞工——台灣低薪真正的問題是產業沒有轉型。

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何語受訪指出，調高基本工資會增加年輕人失業率，此外也會衝擊服務業、旅館業、超商超市等，「衝擊服務業一定會調高物價」，只是多少而已。

現在人類最大的競爭者已然出現，不是另一種進化來的生物，也不必是外星人，而是科技進步結合人性貪婪的產物——「 可以創造跟思考的機器」。我們必須面對事實，思考未來如何跟機器共處，如何繼續生存下去的方法，尤其是政府。

等到真正神經網路世代的來臨，牽引機器的「人類」絕大部分也將被機器所取代，請想想這樣將會造成多少人的失業？這是一個各國政府都不敢去面對的問題，不管是企業或國家，不做會失去競爭力；做了，裁員跟失業人口將不是成倍數的增加，而是如雪崩般的滾落。

在韓朝美開始正式展開對話協商後，「外交」帶給文總統的利多，目前已發揮到極限，陷入停滯，而很快地，選民開始把與自己切身有感的經濟問題，反映在對政府的評價上。

何語指出，台灣的基本工資從2011年的1萬7780元，到2017年提高至2萬2000元，調幅高達23%，但過去幾年台灣經濟僅成長15.45%，基本工資調幅已經比經濟成長率多出8%。

台灣竟然是亞洲最幸福國家？幸福感調查要需考量主觀感受因素，不是只有客觀條件，包括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社會支持資源、預期健康壽命、社會自由度、對他人慷慨程度、對政府的信任度，至於失業率、不公平等指標並未納入該份報告的評估項目中。

GDP在1930年代被設計出來，是製造業時代的產物，拿來計算實體生產值很好用，但不適用於現代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型態。GDP要如何衡量心理健康服務的品質？或是你家附近日間照護中心和公園的是否有空位呢？

川普造成的最大危險則是放鬆金融管制。不幸的是，這種試圖榨取經濟的努力通常都以悲劇告終。正如當年小布希政府做同樣的事情時，留給我們的就是大衰退。

在一九七〇年代經濟衰退之後的歐洲，新自由主義觀點取代了高度受到社會民主和凱因斯經濟學影響的觀點。加上主要政黨未能處理好歐盟內的移民和來自北非和中東國家的難民問題，以致讓民粹派有機可乘。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政治高壓、貪腐與裙帶關係盛行、生態環境嚴重汙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深感「生活在中國是一場冒險」，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

特刊數據編輯貝克（Simon Baker）指出，亞洲的大學再度進步，大多上榜學校來自中國、台灣及南韓，走勢已持續多年，國際人資對亞洲大學的名字越來越熟悉。

德國人口老化、在資訊與數據革命上落後、基礎建設老舊未更新、汽車工業投資錯誤、出口過度倚賴中國市場、德國工人階級的貧窮化，將在梅克爾第四次連任的任期內變得明顯。

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是否也能提升法國工業？或許可以。但這需要法國企業家大幅提高其動物精神。心理狀態可能最終比改革本身的細節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許多經濟與社會的議題，總是存在著複雜的關係，單一因子會造成單一結果的推論，有時候會過於簡化整體的變化。基本薪資調漲真的會影響失業率嗎？讓我們用實際的資料比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