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

在1960年代末期婦女運動興起之後，女性意識抬頭，女性主義也開始介入藝術史的研究。1971年時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1931-2017）便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她發現，這歸因於社會價值觀，女性並未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女性的藝術才華並未得到支持和肯定。

在影視中展現「多元」，從來就不是讓亞洲人不再飾演數學家、讓女性不能再飾演受害者，非裔不能再飾演社會中下階層這麼簡單。多元的價值，是讓每個角色都適得其所，是讓觀眾發現，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任何一種模樣，不論你的性別、性傾向、身材、宗教、國籍、種族。我所期待的政治正確電影，是真正關注過去被忽略與誤會的人們。

我乖巧地站在玄關，依照輩分、歲數、男前女後的順序，用唸rap的節奏一次叫完現場所有比我年長的家人，其中叫到有重聽的，還得自動調高音量確保對方聽見。

到底為什麼制服要做得如此透明，讓那件小背心成為必要之存在？小背心真的只是要遮住內衣那麼簡單嗎？還是，那其實是引導女孩養成自責意識，甚或是滿足某些大人的慾望？ 

《女神自助餐》故事中所有的主角與配角，都是活生生的、你我身邊的女性，我們所熟知、幾乎是反射性思考的「那種」社會常識與價值，是她們頸上血跡斑駁變形的項圈。

在肺炎大時代，生命無常，「及時行樂」值得被平反。

《女神自助餐》故事中所有的主角與配角，都是活生生的、你我身邊的女性，我們所熟知、幾乎是反射性思考的「那種」社會常識與價值，是她們頸上血跡斑駁變形的項圈。

「xx主義」常常讓人聯想到激進的、想要灌輸他人思想的。但特別的是，女權運動的核心主旨不是想讓女性對抗男性，而是想真正改善社會中，因性別造成的不平等現象。

大家連署真的是為了拯救被害人嗎？抑或是抱持著想讓加害人受到懲罰的報復心態？若大眾只是以「報復」作為目的，那悲劇仍會不斷發生。

阿根廷墮胎法案在2018年幾乎處在通過邊緣，法案在眾議院闖關成功，但以七票之差在參議院遭到分屬不同黨派的參議員否決。該議題模糊了阿根廷傳統政黨在政策上的分野。

作為老牌民主國家的美國，迄今為止，只出過女國務卿和女議長，尚未出過女總統。何以致此？原因有二，根深蒂固的性別刻板定位與美國總統的選舉制度。

今年象徵法國電影的最高榮譽「凱薩獎」引起極大爭議，主因是有性侵罪責在身的名導羅曼波蘭斯基大舉入圍凱薩獎，這件事情在公布入圍時就引發熱議，最終竟然還抱回最佳導演獎，此一連串事件使得主演《燃燒女子的畫像》，曾被導演性騷擾的女星阿黛兒艾奈爾極度不滿，甚至在典禮當下憤而離席。到底藝術怎麼歸藝術？這些事件都是關乎創作者看世界的角度。

有別於過往的《小婦人》改編電影，編導Greta Gerwig決定以現代觀點梳理故事與人物，並透過美術、服裝的設計思考以及配樂的核心理念，重新詮釋名著背後的女權思想。

中國官媒將剃髮的甘肅省醫護稱為「最美逆行者」，引發網民批評，就連共青團同天推出的擬人化角色「江山嬌」也淪為網友的質問對象。這是否代表中國輿論開始捍衛女權了? 德國之聲邀請到專家分析。

當全球第二波女權運動在大約1960年代開始時，我們開始看到對於性別以及社會中性別角色的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女權運動發展因為極權統治而終止了。

全國婦女同時都享有投票權還是數紐西蘭先領風騷，獨步全球。當年合乎資格的婦女有78％參加註冊，其中83％真正行使她們的投票權，比起全國平均投票率75％還高。

1868年，露意莎梅奧爾柯特的《小婦人》橫空出世，自1917年開始，馬區家四姊妹的故事便已被搬上大銀幕多次。而今觀眾可能會想問：「為什麼我們還要再看一次？」 葛莉塔潔薇將以《她們》這部作品回答：這是屬於現在這個世代的「Little Women」，是我們想要、也需要的。

天啊，原來是這樣，龍年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是女孩。孩子父親一臉狼狽的站在那，過了一會，只見從分娩室出來的產婦也一臉不安。忙著擺弄攝影機和燈光的我們也陷入難堪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