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

要判別張愛玲早期小說是否具有講故事式的傳統敘事特質，除了要找出「講故事的人」這個敘述者有否出場以外，亦可憑著文本中「講故事的人」的聲音是否明顯去決定。

香港之所以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以一個「他者」的形象出現，其實是張愛玲借用了一種「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亦即類似殖民主義文學中常用的「殖民者凝視」（colonial gaze）去建構出來。

不管是稱為故事力、文案力或是創意力，對盧建彰來說都是「如何將我想說的事情傳遞給對方，用對方能理解的方式」。品牌如此，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是。這背後都有一套屬於他從構思點子到具體實踐的技法與招數。

《永遠的梭魚》以10歲小男孩的視角及幽默風趣的筆調，穿插與奶奶溫馨來往的信件，寫下爺爺罹患失智症後的荒謬事蹟、排斥搬到安養院、爸爸將爺爺送往安養院時的罪惡感，以及最後終於修復的父子關係。

「總有一天，」我告訴我的朋友，「殺戮將是不必要的。因為這場戰爭終將結束。」「妳是說這個世界？」「病人」皺眉問我。「不。這場戰爭，」我說。「戰爭會結束的。」

看見艾瑪後，史塔莎在土裡畫了一顆子彈。我也畫了子彈，我畫得越來越快。艾瑪越接近我們，我們的子彈越來越多。

對幼童來說，眼前最重要也最有趣的問題是：搞懂別人的頭腦裡在想什麼。因此若要培養孩子的心智發展，「假想遊戲」是關鍵的一環。

究竟是什麼讓《懸崖上的野餐》成為一本魅祟之書呢？是因為那樁歷史上真曾發生過的懸案嗎？我以為，秘密其實在於故事之如何被述說。

我來，只想看他到底被什麼絆住了，死了一樣沒有音訊。

說來空虛，但至少這次學聯會會長選舉沒有父親介入的空間。但是以後呢？被選定大學、當立委、拚市長，每一步都在父親的策劃之中，高雲生至始至終都是延續家族政治生命的一顆棋。

讀完郝景芳的《孤獨深處》，更要讀她兼具幻想色彩與人文溫度的全新作品集《去遠方》；15則中、短篇小說引領我們看見世界的盡頭，再從世界的盡頭回家。

為何塞萬提斯／吉訶德會亙久綿延數百年，益見豐饒不朽？因為愁顏騎士保有了西班牙最純真的希望與笑的理論：「壞天氣也要有好臉色。」

因此，親愛的讀者，如果你真的相信作者最後所寫：「我的願望無非要世人厭惡荒誕的騎士小說」，當然也可以。畢竟，這些話是熙德．阿默德告訴你的，而他永遠都會說實話。

吉本芭娜娜自言受到「超脫樂團」主唱柯本和沙林傑名作《法蘭妮與卓依》所觸動，在她心中醞釀多年，一對經歷過巨大創傷的年輕情侶，無論如何她都要寫下他們。而且「今後當我想起這對情侶，祈求他們能夠得到幸福。」

洪茲盈《墟行者》，以科幻書寫探索人類歷史與文明等議題的未來可能；以貝德魯斯及現實世界兩組看似不相干的時空軸線，挑戰真實與虛幻之間的界限，對於何謂「生命」，進行充滿哲思的辯論。

我的處女作是《黑暗中芬芳的謊言》、第二部是《叛徒》，在這兩本作品中，「謊言」都是重要的元素。或許我自己在無意識中認為，什麼樣的人會為了什麼原因而說謊，或是眼前的人說的話可以信任嗎？而這些「謎」對我來說，都能成為推理小說中極具魅力的要素。

我所謂的愛自己，並不是攬鏡自照，感嘆：「我真是太喜歡自己了。」而是因著他人而能愛自己，或者透過他人而喜歡上自己，我想這就是「愛自己」的入口吧。

直到曾發生一夜情的校花學姐，被無名殺手一錘子敲死在路上；美麗的學妹小白被愛慕者跟蹤不久後便失去音訊；應徵家教卻慘遭分屍的師範大學女學生；以及不知名女工、不知原因地橫死在荒郊野外……一個又一個女孩子的涉險與死亡，在物事不停更迭、舊樓被迫拆遷的90年代尾巴，形成難以抵禦的騷亂，隨著社會轉型，在混亂的世紀末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