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

1919年的炸彈事件後，聯邦調查員試圖找出全美所有無政府主義者的所在地，並揭露他們的位置。在那個時期，被視為危險份子的嫌疑人會遭致殘酷而無情的對待，許多人遭到逮捕，而激進份子受到驅逐。

韓國瑜強調，「高雄的政治0分、高雄的經濟100分」，從今以後高雄不會再有意識形態爭議，未來凡是主張統獨的遊行集會一律不准。

直到現在，以沉默來適當表示不贊同的概念已經深植校園以及先進機構。如果川普仍用同樣糟糕的方式擅自定義和懲罰「仇恨言論」的權力，大家可能會更了解這種前車之鑑所帶來的危險。

正邪大戰的煽動力是很大，人類社會的複雜難以單純分析是很難接受，不然鋼彈當年不會被腰斬，搞政治的不會一天到晚要發起聖戰。大家功利一點、冷靜一點，整天想要煽動別人去死換取自己利益的渾蛋算計，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成功。

本書的核心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也許是我們標準答案教育底下造成的某種遺毒，我們總很習慣的要分類，要提出一個說法，要趕快把對方歸類，卻忽略很多詞彙後面的意識形態聽者有意，但說者可能無心。

在反權威和民粹思潮為主流、社會缺乏基本共識的背景下，誰訴諸民粹，誰就能通過操縱民意而坐大。當前出現不少「對抗國家」的擦邊球行為，實際上只是在消費大眾思潮。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前中國政治騙子特別多。在中國有消費國家體制的、消費自由主義的、消費民族主義的、消費左傾思潮的、消費民粹的，應有盡有，這市場實在是太大了。

艾瑞克森的分析給了我們基本的理解，宗教本質上與心理之間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但同時，心理與宗教之間構成的辯證性關係，卻也使得宗教存在著諸多我們不法解釋又不容否定的價值，這或許正是《青年路德》一書最為精彩之處。

作為中國的近鄰，與被中國視為禁臠的目標，台灣始終暴露在中國的敵視與宰制眼光下。而這個專制政權，為了維持其統治合法性，更把併吞台灣視為其歷史的任務。相對於此，台灣囿於過去的威權統治歷史經驗，對於政治相關事務與議題，總是帶著自我逃避與厭惡迴避。但由此造成的偏狹與短視近利，往往就成了中國長期謀略運用最有利的溫床。

某些人而言，將繁複的世界以簡單而同質的陣營彼此對立來解釋，有利可圖，文明衝突的理論便被這些人所採用：西方對上東方、「自由世界」對上伊斯蘭。對賓拉登而言，如果將西方世界呈現如一個單一的傳統，致力與穆斯林國家進行殊死對抗，是有好處的。

別以為「邪教」只對底層民眾、心靈脆弱之人有用，雖然在心靈雞湯特別流行的台灣，確實給邪教準備好一張舒服溫床，但只要他們用了以下套路，哪怕是高知識份子，也會落入他們的圈套。

眼見時代的巨輪碾壓興替，這才覺得眼前一切紛紜甚囂的糾結，其實只是歷史的片羽、宇宙的微塵，那麼這樣來看，在如何壯盛的紛爭終究落幕，而回過頭我們終究以另一種文言的姿態被記下一筆，或根本湮滅無存。

在我看來，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為了培養菁英分子而存在，這裡所謂的菁英並不是靠操弄知識去剝削他人，而是願意為了保護大眾而流血流汗。當你足以領導自己時，更應該挺身出來領導眾人，身為台灣最高學府的台大學生自然也不例外。

既然統派結構已經崩潰，那麼，其他自認獨派的，應該怎麼去收割這些還沒完全確定的民意比較好？歷史告訴我們，砸錢砸人興辦教育、開辦文化跟媒體各種組織，進入體制改革。先用大家聽得懂的話，講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改變。

左派的真正目標似乎不是極右翼，而是主流、要維護美國價值與文化的保守派——這些人把川普拱上權力的寶座。捍衛美國的認同，但被西方的進步人士（左派）視為白人種族主義者。

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爭論只是具象的呈現一個角度的意識形態架構，文言文有台灣主題；中國文學亦有白話文學，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爭論亦非單純二元對立可以解決。

信仰的產生和持續，只代表我們跟原始部落那些今天被我們視為未開化的人沒有什麼太多的差別，他們相信兄妹亂倫會導致洪水和欠收，而我們今天相信事情，又有哪個是我們敢絕對保證的真實？

「全國大多數的人是投給川普，民主黨是悲痛的輸家，需要停下腳步，這些都是老師說的。」女兒從學校回家的路上這樣告訴我，「老師說川普會為國家做盡好事，希拉蕊則是個騙子和壞人。」